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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反哲学政治设计者 　　晚近以来，刘小枫、甘阳给国内学界带来了一股施特劳斯旋风。无论认同与否，思想界经常开谈必涉施特劳斯。刘小枫也被视作施特劳斯学派在国内的代言人。他这部新作无疑又给人以这样的暗示和确证。《论卢梭的意图》是施特劳斯的一篇短文，意在主要（但不完全限于）通过对卢梭经典作品《论科学与艺术》一书逐字逐句的疏解，展示卢梭的“意图”。刘小枫的新著则是对施特劳斯的这篇解读短文进行了厚达300多页的疏解。虽然论述的重心是卢梭，刘小枫选择的却并非卢梭文本，而是对施特劳斯的解读进行再解读，这种解读显然是一种对施特劳斯的高度礼赞和认同。施特劳斯“致力于像卢梭理解自己那样理解卢梭”（P10），刘小枫表明自己致力于像施特劳斯理解自己那样理解施特劳斯，估计还试图像卢梭理解自己那样理解卢梭。然而，施特劳斯展示卢梭意图之时，暗暗展示了自己的意图（与卢梭的不同），刘小枫是否有自己的意图呢？不可能在一篇小文中做很多细致的考察，但从刘小枫的新著《设计共和》中至少可以得出：就“意图”而论，刘小枫不是施特劳斯。 　　无疑卢梭、施特劳斯、刘小枫三人都认同一个古典政治哲学最重要的认识：哲学与政治的两分，即“哲学与社会自然地不相容”（P136）。“哲学”的定义是什么？是对整全的爱，还是对整全的追问？是相信自己更靠近整全，还是相信自己不可能知道整全？哲学意味着“爱智慧”，因此头等意义上必须承认哲学不等于拥有智慧，而是对智慧的爱和追索。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追问，一种对一切事物（包括城邦信奉的一切东西）永不妥协的质疑和怀疑。刘小枫说，哲学的怀疑精神是个“无底洞”（P256）。哲学因而本质上意味着对于任何神圣、古老的东西的质疑和背叛，从而本质上与城邦赖以存在的基础（即律法，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相背离。正是在认同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卢梭、施特劳斯和刘小枫展示了各自不同的“意图”。 　　卢梭的意图被概括为“民主意图”（P15），但如果是民主意图（显然为了众人），如何与前述“哲学与社会自然地不相容”相统一？而《论科学与艺术》一作一向被视为反启蒙的力作，难道“反启蒙”仍然是“民主意图”吗？事实上，施特劳斯和刘小枫都认为，卢梭在进行《论科学与艺术》的写作时，内心十分绝望，对“事物的当前状态”感到“毫无希望”，因此此时，“希望超越自己的时代而生活并且预见到一场革命的卢梭，他为一个健康社会的需要而写作，他认为有望在革命之后建立起的健康社会必须以斯巴达而不是雅典作为楷模”（P288），即这个新社会必然要反对那种对任何事物（包括新社会）进行永不止息质疑的哲学。无论是启蒙哲学还是真正的哲学，本质上都违背新社会的要求，从而才有《论科学与艺术―――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纯化风俗》中对哲学的批判：“基于哲人的习性，质疑既存法律的神圣来源再自然不过”（P208）。 　　卢梭的悖论在于：他这个批评哲学的人同时是哲人，“卢梭要替哲学生活着想，他就不能替公民社会着想；要替公民社会着想，他就不能替哲学生活着想”（P135）。甚至面对“事情的当前状态”时，他这个批评启蒙哲学的人也在干着启蒙哲人做的事情，只不过到最终要禁止启蒙和哲学，维护公民宗教。刘小枫也坚持哲学只可能为少数人掌握，反对启蒙哲人之类的“公知”。他唯一看不惯的是，卢梭据此去干的事业居然是设计“民主共和制度”。卢梭的民主共和事业因此要求卢梭（这个真正的哲人）：假如身在一个腐败的社会中，需要做启蒙哲人一样的事情―――教导所有人自由地谈论社会的基础（P171）。刘小枫认为，据此，卢梭与苏格拉底的巨大差异在于：卢梭允许所有人自由探讨最佳政体，不仅是大众，还有哲人。即，卢梭不限制哲人，而苏格拉底限制哲人；古典的最佳政体探讨不以“革命前景”为最终旨归，而那种前景正是卢梭向往的。而不限制哲人会导致最终卢梭的前景崩塌，因为“公民宗教”也会被这种“探讨”摧毁。公民宗教需要的是：真信，即，停止一切好奇心。刘小枫居然声称卢梭不限制哲人，但显然卢梭最终为了公民社会而要求禁止哲学，《论科学与艺术》就是最大的明证。 　　刘小枫展现的苏格拉底式古典政治哲学受他自己意图的主导。从第165页起，他明显开始不区分“洞穴”和“城邦”（尤其是作为目的的“正义的城邦”）。他倾向于暗示“正义的城邦”不再是“洞穴”，在这里他否认这一观点，即，用城邦的正义来逼迫哲人是“对哲人行不义”。从此时起，他不再站在哲人一边，而主要为城邦考虑。他宣称，在苏格拉底那里，哲学与城邦的不合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达不到真正的自然秩序（上智绝对统治下愚），则用次佳的复制品代替（法律之下，贤良方正者统治非贤良方正之人）。这种结果在刘小枫看来是美妙的，因为这符合古中国那个“最美丽的景象”：“由德性高妙的少数人来统领国家和治理这片大地”（序P3）。因而此刻，他反对那个返回城邦的智慧人使用“哲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