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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IPO定价合理性实证研究 　　摘要：以2009-2012年在创业板上市的354家企业为研究样本，从企业内在价值和市场风险价值两方面的视角出发，采用风险价值模型VaR、主成分分析法和EFF效率值考察了我国创业板IPO定价过程中的合理性。研究发现：为提高定价效率，市场风险应当纳入到IPO的发行机制中，且发现在考察期内市场风险对股票内在价值具有正向的加成作用；与市场价格相较而言，股票发行价格未能很好地反应出股票价值；当投资者意识到新股发行定价过程中有价值泡沫的出现时，会导致首日收益率降低乃至破发。 　　关键词：IPO；创业板；VaR模型；主成分分析法；EFF效率值；可比公司法 　　一、引言 　　2009年10月30日，首批28家企业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颁布七个月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标志着中国创业板市场终于在历经10年的期盼后诞生了。创业板的推出加快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促进了产业技术进步、科技创新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改革。距今，创业板已经经历了五年多的发展，截止2015年4月22日，有446家企?I在创业板上市，总市值达到突破了4.4万亿元，流通市值达到了2.66万亿元，平均市盈率为97.67倍。 　　虽然我国创业板市场相比于20年之前推出的主板而言有着更好的制度准备，但是在实际的发展运行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疑点重重的信息披露、发行上市后的业绩变脸、企业缺乏成长性等，特别是近几年来愈演愈烈的新股破发和饱受质疑的“三高”并存的异化现象。这都让现有的新股发行机制和定价理论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实际上中国证券市场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上交所已经经历了十次IPO暂停，这对于日益壮大的中国证券市场而言，绝非常态。为了解决这些迫切的问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2009年6月，证监会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决定废除“窗口指导”和“IPO暂停”，对新股发行制度进行市场化改革，意在消除一二级市场的巨大价差。2010年的11月，证监会发起了新股发行制度的第二次改革，旨在扩大询价范围、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完善申购和配售的约束机制，在网下发行中为了激发承销商之间的竞争从而合理调整新股发行过程中的制度安排，赋予承销商一定的配股权利（刘志远等，2011）。2013年11月，证监会再次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对网上配售的方式进行了修订，再次完善了寻求市场化发行方式的询价制度。然而这几次发行体制改革，对我国创业板市场的影响却并非那么明显，“三高”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显著地改善（耿建新和张驰，2013）。截至2015年4月22日，在创业板上市s446只股票中天龙光电、阳普医疗等52只股票上市首日就跌破发行价，约占总数的11.66%。所以本文从探究创业板IPO定价的合理性出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就以往研究来看，在对IPO定价合理性的研究方面主要分两部分来判断，即IPO抑价程度和IPO抑价程度与成熟市场的比较。然而IPO抑价程度是由是将二级市场交易价和一级市场发行价进行对比得出的结果，所以有两点值得深思：其一，二级市场的价格是否成熟有效。有效的二级市场价格能够反映出企业的内在价值，因而抑价程度的高低则可以说明发行价格是否合理，但如若达不到有效程度，那么二级市场价格这一比较标准就不准确，就算抑价程度极高也难以说明发行定价是不合理的。其二，IPO抑价程度在不同国家地区股票市场的可比性。因为不同国家的股票市场成立时间不同，发育程度也不同，风险水平不同，有效程度也是不同的，所以盲目地将抑价程度放在同一水平上进行对比时，其参照物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因此就我国股票市场来看，仅根据IPO抑价程度过高且远远高于其他国外成熟市场平均水平来得出我国IPO发行定价不合理的结论是值得斟酌的。 　　二、文献综述 　　国外对于IPO定价的合理性研究比较早，主要从IPO定价效率的两个衡量角度进行了判断。Ritter（2002）曾在其一篇关于IPO研究论文中回顾指出，关于IPO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企业上市的动机、IPO抑价和IPO长期表现。其中IPO抑价所表现出的股票在IPO发行定价过程中的问题一直是金融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对IPO发行定价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70年，StollCudey（1970）研究发现，发行商通过发行股票获得的收入与首日收盘价和发行价的价差成反比，首日收盘价和发行价的价差越小，发行商获得收入越多，向实体经济转移的金融资源就越多，从而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了IPO定价效率。因此，首日抑价率成了新股上市后IPO定价效率的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Ibbotson（1975）研究了1960-1969年美国上市的120只股票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