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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重新构建 　　【摘要】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遵循的是“公权优于私权”、“效率优于公正”的指导思想，因而造成了附带民事诉讼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在司法实践中成为刑事诉讼附庸的后果，偏离了设立这一制度的目的。因此改良该制度使之更加适合我国国情，成为一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在本文中提出重新构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观点，赋予诉讼当事人以选择权，通过鼓励刑事被害人提起独立民事诉讼，从而协调两大诉讼交叉适用上的关系，完善犯罪行为侵害民事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性质的研究 　　（一）附带论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我国采用的是附带论。对于这种观点当今有两种认识，第一种认识是民事诉讼仅在诉讼程序上依附于刑事诉讼，在实体上是不存在依附关系的，因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仅在诉讼启动、审判组织、诉讼期限等环节的程序上依附于刑事诉讼，从这点来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从属性是有限的、次要的。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仅在程序上具有“有限”的从属性，所以如果不把它附于刑事诉讼中，而是置于单独的民事诉讼程序时，它便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民事诉讼，与其他民事诉讼无任何区别。[1] 　　第二种认识是民事诉讼不仅在程序上依附于刑事诉讼，实体上也是依附关系。因为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是赔偿问题，而赔偿的依据是犯罪行为，即刑事诉讼。 　　这两种说法代表了两种观念，即“先刑后民”与“先民后刑”，也就是刑事责任优先还是民事责任优先的问题。我国的传统理论中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绝对优先于个人利益，所以在这种观念下必然重刑事而轻民事，因此“先刑后民”是我国主流观念。 　　（二）平行论 　　附带论是大部分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的观点，而英美法系国家采取的是平行论。平行模式将国家利益的保护和个人物质经济利益的保护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国家行使追诉权的同时又赋予公民向犯罪行为人提起经济赔偿的民事之诉。这种观点特别强调民事诉讼的独立地位，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完全分离，民事赔偿问题原则上由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不允许在刑事诉讼中对刑事被告人提起民事赔偿请求，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不存在任何依附关系，而是一种纯平行关系。[2] 　　该理论的依据主要在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巨大的区别：第一，引起两种诉讼的行为性质不同，犯罪是属于危害社会、侵害公法的行为，而民事侵权行为是侵犯个人私益，违背私法的行为；第二，不同诉讼所要求的证明标准要求不同，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远远高于民事诉讼的标准。而英美法系认为在同一诉讼中采用不同证明标准，易使事实判断被混淆；第三，英美法系的刑事诉讼实行当事人主义，控诉方和辩护方地位平等，相互对抗，如果在刑事诉讼中，刑事原告一方（通常为检察官）再加上民事原告方，显然会打破均衡，对被告人不利。 　　当下，德国等国家虽然还是采取附带论，但是有些国家已向平行式模式发展。例如二战后的日本彻底抛弃公诉附带私诉的制度，其刑事损害赔偿诉讼，刑事诉讼法不再规定，而是按照民事诉讼程序解决。[3]由此种变化可以看出，不管采取哪种模式，但是民事诉讼相对独立的地位越发明显，保护被害人的民事权利诉求越发重要，笔者认为我国目前正处此种观念转变的重要时期。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同模式下的优缺 　　（一）“先刑后民”模式 　　“先刑后民”模式的优点是有效的打击了犯罪，保护了国家公共利益，维护了国家秩序，使被告人得到应有的惩罚。从本质上讲，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有着各自的价值追求和独立的规范原则及规则体系，二者并无冲突的制度基础，二者之间也不存在“刑主民辅”的价值选择，如果不是出于效率价值的追求，也就不存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必然逻辑基础。 　　“先刑后民”模式有二个致命的缺点： 　　第一，对被害人民事权利保护不足，因为刑事法律法规与民事法律法规会有冲突的部分，而当下我国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时是以刑事法律法规为准，另外即使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没有提起附民诉讼，而在诉讼结束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时，赔偿也是按照刑事的相关法律规定确定。虽然此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法律适用的一致性，但是对被害人民事权利保护多有不足； 　　第二，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判决部分亦由刑事审判庭的法官做出，这就出现了刑事法庭的法官审理民事案件的现象。虽然在民众认知中法官应该对所有的法律知识都有所了解，但是事实上，术业有专攻，刑事法庭的法官必经不可能像民事法庭的法官一样对民事案件驾轻就熟。因此笔者认为这种模式是不适合我国当下国情的。 　　（二）“先民后刑”模式 　　“先民后刑”的模式，这种模式一般是在被害人与被告人达成调解协议后，法官适当做出从轻量刑的刑事裁决，增加被告人的赔偿积极性，同时也使得那些拒不履行赔偿义务的被告人无法获得从轻量刑的机会。但是这种模式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