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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部门法传统标准经济法思考 　　自从经济法随着改革开放在我国兴起以来，关于经济法的地位特别是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一直是法学界争论的话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调整对象的划分上。在经济法学界，出现了种种“调整对象说”。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国法学界长期受苏联法学的影响，以调整对象和方法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众所周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济法作为20世纪世界法律体系最重要的创新和发展之一，是在全球范围内适应时代需要应运而生的，是市场经济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法学理论无疑应以创新的思维审视它，而不是以传统的理念考量它。笔者经过多年认真的反思，以为划分法律部门的实质标准是利益，而不是调整对象和方法，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立身之本。这是经济法对法理学的借鉴、贡献和突破。这里将拙见简要阐述，求教于专家与同仁。 　　20世纪90年代初，当国家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也是笔者对经济法学、经济法基础理论已经讲授了大约百遍的时候，仍然感到很困惑：为什么在调整对象上对经济法、民法、行政法三者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为什么经济法学界对调整对象问题长期众说纷纭?如果说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是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那么为什么在调整对象还说不清道不明的时候经济法就已经在世界上出现?于是，在著名经济法学家肖乾刚教授指导下，我们学校讲授经济法的老师们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为此，笔者仔细阅读了一些国内外有影响的著作，特别是第三次重读了《资本论》，逐步认识到划分法律部门的实质标准是利益，而不是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因为，法律产生的根源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需求，主要是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总是体现为上层建筑对某种关系保护的需要，总是以某种利益的形式出现。19世纪的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曾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福尔摩斯在侦破所有案件时有一个特定的思维逻辑，那就是谁在案发后能够获得利益。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相关。“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由此可见，法律的实质是利益法，也就是安排各种利益的制度。德国著名法学家赫克曾指出：法的每个命令都决定着一种利益的冲突，法起源于对立利益的斗争，法的最高任务是平衡利益。笔者感到，这些论断是非常深刻的。从利益到法律体系可以说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缩影。正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利益需求才造就了不同的法律部门，并决定了其特定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比如，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成果要求保障独立人格，对个体利益予以尊重和保护，于是产生了以自由协商方式调整平等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具体地说，我为我而存在的需求产生主体法，世界为我而存在的需求产生物权法，我为世界而存在的需求产生债权法，世界为世界而存在的需求产生了以个体利益为根基的侵权行为法、亲属法等等。同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有效统治，崇尚有令必行，要求对承载国家公权力运转的国家利益予以集中关注，于是产生了以命令服从方式调整行政关系的行政法。到了资本主义垄断时期，正是个体无限需求与社会有限资源的紧张冲突，加上市场的弱点和缺陷，包括市场的外部性、信息偏在、两极分化、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等，使得社会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并最终殃及个体利益。正由于对社会利益保护的愈益迫切，才兴起了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孕育了经济法和社会法的诞生，出现了20世纪世界法律体系的两大创新。而经济法与社会法又有区别。社会法主要是保护广义的全方位的社会利益，作用于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经济法则主要是保护狭义的社会利益，也就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而且主要在协调市场经济运行中发生效力。在这里，我们决不是说民法、行政法不保护社会利益，而是说它们的产生根基、第一性关怀、直接目的和集中关注的仍然分别是个体利益、国家利益。同时，我们也不是说经济法只保护社会整体利益，而是说它坚持社会本位理念，也就是个体基础、社会优位，是以充分保护个体利益为基础的，是在协调个体盈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中，平衡各种利益，对其予以尊重和保护，在更高层次上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大陆法系关于公法私法的划分，从实质上讲，也正是从它们集中关怀的是公利或私利的角度考虑的。经济法和社会法也正是由于其对社会利益的集中关怀，才被称为第三法域或公私交融的新法域。 　　总之，通过反思，我们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实质标准是利益，而不是调整对象和方法。利益与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之间应当是内在与表象的关系、实质与形式的关系、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法学界，人们经常说某个法律法规是属于某个法律部门的，这实际是一种误解。因为一部经济法律法规都是为调整现实复杂的经济关系制定的，往往是多个法律部门法律规范的有机组合，比如公司法、物权法、合同法等。一个法律部门由于对某种利益保护的需要，往往要调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