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实践论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继承与发展.docVIP

刍议实践论对中国传统知行观继承与发展 　　【摘 要】 毛泽东针对党内出现的教?l主义错误，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进行反思，完成了《实践论》。其中所阐述的知行观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关系密切，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条件下对传统知行观中对于实践内涵、主客体以及知行关系等诸多问题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为：扩大了知行主体；丰富知行的形式与内涵；辩证看待两种认识形式；明确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深化知行辩证关系。 　　【关键词】 《实践论》；传统哲学；知行观；继承与发展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的古代社会孕育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1]《实践论》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实现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认识论思想的扬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其对中国传统认识论思想的吸收、批判和发展大致包括以下方面： 　　一、对传统知行观合理要素的继承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实践论》兼容并蓄。它的问世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同时也继承并发展了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诸多合理因素。 　　1、认识的实在性品质 　　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认为认识是人凭借自身感官对客观世界形成的认识，是“内心合外物以启，觉心乃生焉”的结果。[2]也就是说，人的认识是来源于感官接受外物的刺激，如果离开了眼、耳、口对外界事物的反映就无法通过“心官”的思考而形成知识。 　　《实践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它对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与传统唯物主义知行观中重视认识活动客观实在性的思想异曲同工。《实践论》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3]任何人想要获得对于其他事物的认识都必然要经历“人”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认识活动对象是客观的，认识过程中实践也具有直接现实的品格。否认了这一事实，认识就变为一种纯粹理性的行为，从而跌入唯心主义的深渊。 　　2、对“行重”思想的一脉相承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4]方法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途径，具有深刻的实践意蕴。“实践性”作为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鲜明特征之一，在他的认识论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这一特征源于他对传统知行观的一脉相承。 　　（1）对“行以兼知”观点的继承。传统知行观充分认识“行”的重要性，认为认识来源问题的答案在于“躬行”，古代朴素唯物主义集大成者王船山就提出“未尝离行以为知”的观点。同样，《实践论》也认为：“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3]首先，人对世界的认识源于实践。获得认识必须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即便通过间接途径获得的知识也需要有亲身参与实践的人通过一定的媒介来传播；其次，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实践。人在实践过程中经历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实践实现与自然的交往从而认识自然，同时通过实践实现人与人的交往，认识人类社会和人自身。 　　可见，无论是传统唯物主义知行观还是毛泽东《实践论》都不可更改地将实践视为认识的来源。 　　（2）对“知而为行”观点的继承。中国古代哲学自始就蕴含着重行的基因。《尚书》中“非知之艰，行之维艰”的古老智慧就已经说明了“行”的重要性；儒家与墨家均将“行”作为知的目的，认为知识要学以致用；宋代程朱也提出“知先行重”的观点，虽然在知行二者的先后上难逃唯心主义认识论的窠臼，但却同样明确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实践论》是为解决党在革命过程中出现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所导致的问题问世的，所以可以说实践性是贯通其中的“底色”。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来源，也是认识的归宿与目的。《实践论》指出，“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3]从实践到认识只是完成了认识的初级阶段。真理一经掌握就要能动地用于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这种思考同样是对传统知行观“行重”观点的继承。 　　“人的认识一点儿也离不开实践”，[3]《实践论》解释人如何通过实践实现主观与客观历史的具体的统一，体现了对古代知行观中“重行”思想的继承。值得注意的是，《实践论》对待传统知行观“行为重”的继承不是单向度的复制，而是辩证的深化发展。 　　3、对知行关系的思考 　　西方哲学视阈下的认识论讨论人类认识的本质、结构和发展，往往将视角放置于认识本质为何的本体论研究，而甚少去观察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知与行的关系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宋代以后对于知行关系的讨论更成为认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围绕知与行二者的先后、轻重、分合、难易，形成了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行合一等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