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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根基我国基础研究现代发展视角 　　〔摘要〕 　　1905年，废除科举后，中国科学从被官僚体制压制的科举制中走出来，不断发展。经过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国的科技力量获得进步，以自科基金为主体的基础研究也有不断发展，投入和产出也不断增加。但是，基础研究在全社会研发经费（RD）中的占比仍很低。基础研究的投入若能稳步增长，而且能持续获得相对自主的发展空间，中国的创新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 　　基础研究；科举制；全社会研发经费；创新发展；科学自主性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7）01-0046-05 　　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日渐成为社会关注、国家重视的关键词。十八届五中全会，“创新”被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全会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凸显了创新发展的特殊重要性，也显示出我国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与此同时，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进一步指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其中，加强基础研究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起点和关键举措。2016年，在4月19日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核心技术的根源问题是基础研究问题，基础研究搞不好，应用技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藉此不难发现，基础研究和创新的根本性关联已得到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中国基础研究的发展急需打破瓶颈，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提供好科技创新的原动力。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基础研究的发展也绝非一日之功，这与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乃至历史上学术发展的演进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基础研究，也被称为科学的代名词，在科学和技术开始分化的20世纪初，人们开始将基础研究指代科学，以便和应用研究或技术研究区分开来。但是，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国家产业发展之间紧密关联，一直为人们所普遍关注和不断探索。1945年，在万尼瓦尔?布什的著名报告《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中，指出 “科学→技术→生产”的线性模式，即基础研究或科学研究推动了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又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和生产力提高。布什认为，基础研究是国家投资中最重要的领域，国家不仅要大力资助基础研究，即支持独立自主的科学发展体系，让科学家不受行政干预而能自主完成科学任务。这也被认为是基于发展“基础研究”为起点的科技创新和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原则。 　　布什“线性模式”观点为美国树立了“国家需要大规模支持独立自主的基础研究”的观念，同时推动了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的成立，推动了美国的基础研究获得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二战后，美国科学和技术获得了极大发展，并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领导者及信息产业等重大产业创新的主要领导者。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二战之前，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总人数不到20人（诺贝尔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这大大低于当时德国、英国等科技强国，但从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到2014年里，美国夺得诺贝尔奖的人次突破300，超过全世界诺贝尔奖总人次的三分之一，遥遥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率先推出的“国家资助有科学自主性的基础研究”的发展模式，通过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等体系而不断促进基础科学的发展和科技的巨大进步。 　　而中国的基础研究发展，受到历史文化、政策体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起步很晚，但在近一百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也经历了巨大的改变和进步。中国的基础研究逐渐扎根，中国的创新发展也就有了灵活自主的根基。 　　一般而言，根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基础研究的定义，基础研究是为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及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和理论性工作，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1〕我们认为，基础研究是为获得基于事实、原理等新知识所做的科学类研究工作。根据布什的观点，基础研究不仅要有稳定的大量资助，而且要有不受干预的自主研究空间才能更好推动创新。本文接受这个观点，并认为基础研究工作成为国家科技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以此作为观察中国基础研究发展变迁的标准。 　　一、国家支持的基础研究：中国科技现代化的起点 　　中国曾经有高度发达的古代科学，中国的古代知识分子曾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追求知识和追求真理的精神，也有着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基础研究。但是，在经历两宋的发展高峰之后，中国的科学进入了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中国的四大发明，无一是封建时代后期元明清三朝的发明创造。罗伯特?坦普尔研究发现中国古代有一百个具有原创性的重要发明创造，但在宋后的元明清约六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重要发明屈指可数、已经大为退步。〔2〕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转折？这背后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主要上升渠道的科举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