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对时代发出有价值声音.docVIP

努力对时代发出有价值声音 　　戏曲现代戏创作走过了大半个世纪，可以说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我们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摸索，实践，前行，有甘苦，但更有喜悦，这个喜悦就是建立在国家积极倡导推动，观众自发接纳欣赏，并持续呼唤、催生基础上的。 　　传统戏曲博大精深，美不胜收，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戏曲现代戏的附丽生成。用传统戏曲的审美手段去表现当下的生活，让更多的时代故事，以戏曲的形式生动地展示出来，正说明了民族戏曲这种传统审美样式的生命强大与壮阔。因此，痴迷传统戏曲的人，更应该对戏曲现代戏抱有一份深深的眷顾与爱怜。 　　在我印象中，我就是这样开始戏曲现代戏创作的。首先是我有话想说，想说跟当下生活有深切关联的话语。其次是，我喜欢戏曲这种“发言”方式，既能说，又能唱，还能舞，尤其是能用更加意象的手段，以一当十地表现出生活的丰富性，特别是象征感。我比较喜欢象征，不管观众看没看出来，我都要十分偏执地在我的创作中嵌进这些东西，以完善我语言未尽的表达，所以，我就对戏曲现代戏这种巨大的包容形态，始终抱有一种偏好和敬重。 　　有话想说，这对一个创作者来讲很重要，甚至是我创作惟一的动力。如果都是命题作文，都是硬写，那就很难说是有话想说了。只有“有话想说”，才可能把话说好，说出意味，从而让观众乐于听你去絮叨。我创作过十几个现代戏，也是一点点在摸索它的规律，创作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寻找更好的表达方式的过程。 　　我在创作《迟开的玫瑰》的时候，就是想说，社会都只盯着成功人士，盯着白领，盯着塔尖上的人物，而漠视普通人的存在，甚至嘲弄他们的生存方式，鄙视他们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这是不行的。社会的宝塔尖，是靠坚实而雄厚的塔基撑持起来的，长期漠视甚至消解社会“底座”的价值意义，这个社会是会出问题的。正像一个家庭，如果能出大人物，出优秀人物，那一定是有家庭成员要付出代价的，有的甚至是要做出巨大牺牲的。我们需要发掘这些牺牲的价值，从而让社会的宝塔更加稳固并持之久远。 　　这个戏在剧本初出来的时候，也并不完全被看好，因为 17年前，比较流行的文艺作品，大多是各种住在别墅里呼风唤雨的女人，即使农村题材，也一定是把一个村子能搅得天翻地覆的各种女强人形象。而我发掘的是一个为了家庭，为了弟妹，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的机会，由“校花”逐渐“滑落”为一个普通家庭妇女，并最终嫁给一个靠疏通下水管道生活的“最底层的小人物”的故事。主人公叫乔雪梅，她的生命价值自然遭到了不少质疑，但我固执地认为，这是最真实的社会存在，这是许多人都不能逃脱的生命现实，也可以说是一种叫命运的东西，我们身边这样的“背运大姐”比比皆是。他们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地托起了家人，照亮了别人，而自己却一天天“黯淡”了下去。我就是要通过这些戏，发出一种声音：社会不能整体性地蔑视、嘲弄这个庞大群体的存在，更不能给这个世俗眼中的“卑微人群”伤口撒盐，甚或批判他们终日“推磨子，拉碾子”式的生命是“无意义的苟活”，要努力找回他们身上的亮色，让他们感到自己的牺牲与忍辱负重是有价值的，他们是配享有与成功者同等地位与社会尊重的。 　　这个戏演出已经十六七年了，先后有二十多家剧团移植上演，至今仍是一些剧团的保留剧目，它的生命力，让我感悟到了一种内心必须永远坚守的东西。 　　还有一个戏叫《大树西迁》，是写上海交通大学西迁西安的故事。这开始是一个命题作文，西安交大是找我写电视剧的，后来发现里面很多历史问题纠结太深，争议很大，不好把握。可我又先后在大学做了将近半年的功课，不写点啥，又觉得对那些十分真诚地接受我采访的大教授们不好交代，最后就写成了驾轻就熟的舞台剧。真正能宏观展示这个事件的，是一些诸如像彭康校长这样的大人物，可戏剧一旦纠缠进咋都叙述不清的大事件中，留给心灵的东西就不多了。因此，我最后还是只虚构了这场大事件中的几个 “小人物”的故事，让他们充分打开心灵，从而折射出大事件背后的生命悸动。 　　一切都从采访开始，我在上百人的采访中，听到最多的还是一些牢 　　骚话，认为历史对这批“西迁”人多有不公，现在呢，与留在上海的人相比，待遇差别又很大，但他们却始终在坚守，并且成果斐然。我的主人公孟冰倩教授，就是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矛盾体”，她三十几岁随着首批“西迁”大军到西安，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五十多年中，一直有离开西部，“东归上海”的梦想，开始是自己想回，后来是想把儿女们迁回去，可阴差阳错，又始终没能如愿，并且根越扎越深，因此，忧愤、抱怨、不满，也就伴随自己走过了大半生。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一个知识分子的专业进取精神与报效国家的忠诚，她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研究创造也硕果累累，成为当之无愧的国家栋梁之才。就在她年满 80岁时，终于实现夙愿，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但仅几个月时间，这颗孤独的心灵，就又悄然自我移栽回了西部，因为这棵生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