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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相关刑法规定及完善定罪量刑标准相关策略探讨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将反腐败工作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反腐败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要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所滋生蔓延的土壤。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的勾勒了法治反腐的蓝图，《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的完善了反腐败问题相关的刑法规范，这包括修改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同时加大对行贿犯罪处罚力度，为惩贪肃腐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关键词：反腐败；法治；刑法规范；定罪量刑 一、贪污贿赂的定罪量刑标准 　　《刑法修正案（九）》是对当前我国反腐败刑法规范体系所做出作的重要修改和完善，这包括修改了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删除了对贪污受贿犯罪具体数额的规定，从原则上规定了数额较大、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是情节特别严重这三种情况及其相对应的三档刑罚标准，同时对数额特别巨大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带来特别重大损失的贪污受贿犯罪保留了死刑的适用。另外，还调整了贪污受贿犯罪相关的各档刑罚的排列顺序，又重新回归于1979年刑法典时期从轻到重的刑罚排列顺序[6]。而作出上述修改的理由是从实践情况看，规定数额的形式虽然明确具体，但犯罪情节的差别较大，情况也复杂，若单纯考虑数额，将难以全面的反映具体个罪带来的社会危害性。 与此同时，数额规定过死也难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相调整，达到罪刑相适应，量刑刑一。 　　二、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贪污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关乎着惩治贪污受贿犯罪所能达到的力度和效果，是目前我国刑事法律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务问题。我国贪污受贿定罪量刑的标准已难以全面反映贪污受贿的个罪社会危害性，更不能充分的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以及影响个罪间罪刑设置下的体系协调等问题。本文认为，确立“数额 + 情节”二元定罪量刑的标准，并引入罪群立法模式，将受贿罪和贪污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分立判断，由司法解释来设定科学、合理的具体数额标准，妥善的解决数额标准在适用时的省际冲突等理论和现实问题。 　　贪污受贿犯罪是最为主要的腐败犯罪，在腐败犯罪占居显著地位。如何科学、有效的防治贪污受贿犯罪，直接影响到反腐败刑事法治的水平以及反腐败斗争的成效。近些年来我国对于贪污受贿犯罪的治理成效显著，但贪腐形势依旧严峻，犯罪的相关的治理问题还面临着不少的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关于对定罪量刑标准的设置不甚合理，这使得贪污受贿犯罪相关的司法适用日益偏离立法宗旨，司法实践过程中具体的刑罚裁量体系无法实现罪刑均衡的目标，难以全面反映个罪的社会危害性，犯罪数额同与量刑之间出现了“尴尬”的困局。 　　三、完善反腐的相关定罪量刑机制 　　（一） 应以立法效果为指导 　　首先，“立法效果”将正视行贿罪和受贿罪之间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现实。同时“立法效果论”更加重视一般性预防，这符合我国预防为主的反腐方针。“立法效果论”还符合当前行贿受贿犯罪发生领域广泛性、犯罪主体多元化的新特点。面对越来越复杂多变的犯罪局面，“立法效果论”的综合治理显得尤为必要。在最后，“立法效果论”是符合我国刑法谦抑性特点的基本原理。加大处罚得力度不如提高处罚的概率，这避免了“立法因果论”简单的因果划分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并偏重于处罚“原因”的理论缺陷。综上所述，“立法效果论”刑事一体化综合治理的模式符合于贿赂犯罪日渐复杂的犯罪特点。而现代的刑法理论深受德国的刑法学家李斯特“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樊篱”的名言影响，长期同刑事政策绝缘。而随着刑法规范体系中行为规范被发现、被重视，传统理论更偏重于裁判规范的观点逐渐被修正。如法国刑法学家安塞尔所主张“新社会防卫论”，我国刑法的法学家储槐植先生主张的“刑事一体化等等。综上所述，在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腐败犯罪时，要综合犯罪学、刑法学、犯罪学及刑事政策学等多角度治理模式。 　　（二） 增设贪污受贿罪相关的特别自首条款 　　通过上述对于腐败案件处罚司法现象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受贿罪与行贿罪作为一对对合犯，却存在着使其数量相差极其悬殊的根本性原因――犯罪的构成要件。现行的刑法以及生效的修正案、司法解释，都对腐败案件相关的特别自首条款进行了保留，即使《修正案（九）》规定了对于行贿罪特别自首条款一定程度的限制，仍无法打破目前腐败案件中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攻守同盟”关系，很难瓦解行贿人与受贿人相连接的信任关系。对于这一点，一些学者主张对于受贿罪也应该要增设特别自首制度，即应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增设一款“受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受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情节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这就能从“立法效果论”的角度出发，更加倾向于注重一般预防、侧重提高处刑准确率[7]。若增设了受贿罪的特别自首条款，将弥补由于单独设立行贿罪特别自首条款而带来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