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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偶然成功,走出自由道路 　　回顾我10多年的从教经历，我给学生上过了许多节课，能够让我始终记得清楚的实在很少；可以完整地回忆，并且每次回忆都能给自己的教学带来新的启示的课，那就更少了。不过，1997年在学校青年教师优质课竞赛中上过的一节课，9年之后我却依然记得，因为这节课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正是这节课使我找到了做一名教师的自信。 　　那是一节哲学课，是给当时的理科班高二(6)班上的，内容是矛盾的主次方面。那时，政治早已经不是理科生的高考科目了，一个星期上两节政治课，跟好玩似的。要把这样的课上成“优质课”，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没办法呀，都已经进入决赛了，硬着头皮也得上啊!评委们和我一道走向教室的时候，老实说，我的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当我一跨入教室，近60名学生都抬起了头，人人都在用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我，和他们的目光一交接，我立刻感受到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我读到了学生眼睛里的期待和鼓励，那种眼神给了我一个强烈的刺激，那种刺激使我一开始上课就进入了一种激昂的状态，直到下课的时候都一直没有松懈过。 　　课在近乎宗教般的虔诚中上完了，后来评课的结果再一次给了我一个强烈的刺激――文科组一等奖。说真的，那几天我一直沉浸在一种既兴奋又懵懂的感觉之中，我知道那节课效果还不错，可我当时却还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几年后，那节课还在我头脑里不断地重播，渐渐地，我悟出了其中的一些门道。 　　站在今天的理解水平上，这节课对我已经算不得稀奇，但其特点在我上过的课中仍然最为鲜明。 　　 　　一、超过15分钟的导入 　　 　　这节课我用了一个很长的导入。上课的第一句话就是：“1976年，当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的时候，旅居加拿大的张国焘说：‘属于我们的时代结束了。’大家说说，张国焘与毛泽东能不能相提并论?”同学们齐声回答：“不能!”我问：“为什么不能啊?他们不都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吗？不都是既有着历史功绩，又犯了历史性的错误的名人吗?”同学们纷纷回答：“那不一样。”我接着说：“不一样吗?那好，我们来一起分析分析他们的历史功绩和历史性错误有什么不一样。”于是，我和同学们一起回顾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直到毛泽东逝世这50多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和张国焘各自的功过是非。 　　这段时间里，如果有人从教室外面经过，肯定会以为高二(6)班是在上历史课，因为我和学生们说出的词句，大多数是历史书上的，如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红军长征，抗日战争，陕甘宁边区，(论持久战)，中共七大，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第三世界，等等。 　　这个导入确实显得太长，可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我和学生都没有想要停下来的意思，这中间也没有出现过停顿。当我们把毛泽东和张国焘的历史回顾完毕，我再次问同学们：“他们两个人对中国的贡献和各自造成的损失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时大家已经能够毫不费力地答出：“毛泽东是功大于过，张国焘是过大于功。”接下来我引导学生给两个历史人物进行定性评价，得出结论：毛泽东是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而张国焘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机会主义者。 　　到此，这节课的导人算是结束了。我记得，当时的政治教研组组长张玉荣老师课后对我说：“吓死我了你!听你跟学生大讲历史，都快20分钟了，还没有说到正题上来，我都觉得你这节课真是完了。不过呀，在后面对哲学道理的分析，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次要方面，矛盾的主次方面对事物的性质起什么作用，学生来得那么快，理解那么准，真是水到渠成，这说明学生对于事例的掌握还是越细越好。” 　　 　　二、学生异乎寻常的合作 　　 　　那节课上，学生的表现超出了我的想象，课堂既弥漫着肃穆的氛围，又充满了灵动之气；学习既让他们感到神圣，每个人又都跃跃欲试。在我的课堂上，如此使人兴奋而又庄重的气氛并不多见。上课之前我也并没有想过要制造怎样一种气氛，那节课除了有人听课之外，究竟还有些什么因素营造了这种气氛?后来经过反思，我觉得有下面几点在起作用： 　　第一，导人的话题引起了学生的兴趣，涉及的人物又让他们一下子提高了注意力。 　　第二，相关知识的难度不大，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学生“跳起来就能够摘到桃子”。 　　第三，没有从哲学理论开始，而是从具体事例开始；事例分析越具体，对哲理的理解越深。我给学生准备的不止一个事例，而是由许多事例组成的一个“事例群”，能够分析的事例越多，对哲学道理的运用越准。 　　第四，师生的眼光交流在起作用。首先是学生期待的眼神感染了我，然后是我的从容和激情又感染了他们。45分钟，我感觉每一个学生都在我的视野中活动；仿佛每个人在每个时刻的动作我都看得很清楚。 　　 　　三、没有间断的思考 　　 　　如果说这节课我有点儿理论准备的话，那就是相信在一般情况下，启发式教学优于灌输式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