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补贴外部基准基于美国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1980～2012年案件统计分析.docVIP

反补贴外部基准基于美国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1980～2012年案件统计分析 　　摘要：随着中国成为全球和美国反补贴调查主要目标国，反补贴中的价格比较及其度量基准，尤其是与反倾销“替代国价格”类似的“外部基准”问题已日益引起关注。文章通过美国对主要国家反补贴历史案件的统计分析，试图揭示外部基准对市场经济国家的适用，基本结论是：外部基准是美国对外反补贴基本方法，主要适用于基准利率（包括贴现率）和上游投入品基准价格的确定；尽管具体方法与替代国价格基本相似，但采用频率低于内部基准；其适用原因主要是：涉案国金融体系的国家垄断、受补贴企业资信不良、涉案产品上游原材料市场的国家或国有企业垄断。 　　关键词：反补贴；外部基准；价格比较 　　中图分类号：F752.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08-0103-12 　　与反倾销相似，反补贴调查中度量补贴利益的价格比较基准的来源同样有涉案国内部和外部之分，而后者类似于反倾销替代国价格，即采用补贴提供国以外市场价格作为相应财政资助补贴利益的度量基准。对该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其反补贴立法强化之初，国外学者就已有所涉及，代表性文献如Barshefsky（1982；1988）、Dianiond（1988；1989）等，并在美国一加拿大第四软木案（2001～2006）中达到高潮。2006年美国对中国在“非市场经济”待遇下全面启动反补贴调查后，该问题再度引起关注，如WTO（2006）、Lynam（2009）、Zheng（2010）、sykes（2010）等。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大致始于尤明青（2005）围绕美加第四软木案展开，该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WTO争端解决机构有关外部基准的裁决将严重损害“非市场经济”国家利益。2006年后，在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反补贴调查第一目标国背景下，国内研究主要围绕如下问题：美国反补贴立法是否适用“非市场经济”国家、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并用“双反”措施的重复救济等。虽然有学者认识到外部基准是美国对华反补贴焦点问题之一（唐宜红，2010），张斌（2009a；2009b）、邓德雄（2010）、陈卫东（2012）等也试图对美国和加拿大的相关实践作深入研究，但局限于对中国的部分案例，总体上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事实上，与替代国价格不同。外部基准并不区分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本文收集美国对巴西、加拿大、意大利、印度和韩国五国1980-2012年所有可获得反补贴案件，对其中的价格比较基准来源作统计分析，试图总结其针对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外部基准的基本规律。 　　一、美国反补贴价格比较规则的演变 　　美国《1890年关税法》开创了各国反补贴立法先河，但到20世纪70年代初。其反补贴实践主要针对6类出口补贴，即对出口销售的直接奖励或现金支付、超额退税、政府价格支持、出口亏损补偿、货币操纵、退还与出口商品无直接关联的间接税（Guido and Morrone，1974）。而且，对出口国免税或退税额未超过实际征税额的进口货品，财政部从未试图征收反补贴税（雅各布·瓦伊纳，2003）。 　　《1979年贸易协定法》是美国反补贴立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该法的一大突破是通过出口补贴和国内补贴两份例示清单首次对补贴作明确界定。出口补贴采纳东京回合《补贴与反补贴守则》例示清单，其中明确包含国际市场价格这一来自补贴国以外的度量基准。国内补贴则列举以下四类：（1）以与商业考虑不一致的条款提供资本、贷款或贷款担保；（2）以优惠费率提供商品或服务；（3）提供资金或豁免债务以弥补特定产业的经营亏损；（4）承担制造、生产或分销的任何成本或费用，并初步制定了判断此类补贴的前提条件（即专向性）和度量此类补贴的原则和基准，即“商业考虑”、“优惠费率”和实际“成本或支出”，是美国在东京回合谈判中试图建立国内补贴例示清单未果后转而对其国内法的强化。 　　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反补贴立法与实践丰富和发展的核心内容即是国内补贴，且主要表现在界定和度量两方面。前一方面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判定国内补贴是否“可抵消”的专向性条件，二是与国内补贴内涵深化有关的“上游补贴”和“自然资源补贴”；后一方面则试图明确上述四类国内补贴，尤其是前两类补贴的度量方法和基准。 　　第一类补贴的度量基准，经1982年比利时碳钢盘条案和1984年墨西哥碳钢产品案，调查当局最终在1984年4月26日阿根廷冷轧碳钢扁材案终裁附件中作了详细阐述：（1）长期贷款和贷款担保基准利率，资信可靠企业采用正常商业贷款利率，资信不良企业则为该国公司普遍可获最高长期商业利率加风险溢价，后者依据穆迪公司统计的美国Aaa和Baa级企业债券收益率差额计算；（2）短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涉案国最适当短期融资平均值；（3）对于股权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