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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叙事策略 　　摘 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萧红的作品重新发掘以后，学界开始对她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萧红主要作品的散文化倾向谈起，介绍她小说中的一种叙事策略。介绍了总体反讽、语言反讽和结构反讽等策略在其散文化小说中的运用，为人们认识萧红的作品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萧红；叙事策略；反讽；散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174-02 　　萧红在同聂绀弩的一次谈话中曾说道：“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在这里萧红谈到的另一种小说就是一种具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鲁迅先生也曾用“越轨”笔致来概括这种风格，五四以来具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并不鲜见，郁达夫、废名、沈从文都曾有过这种创作，萧红的散文化小说与他们相比，除了抒情因素外，她的反讽叙事策略是需要我们格外予以关注的。 　　“反讽”一词来自希腊文“eironia”原指希腊戏剧中一个佯装无知的角色，反讽的基本性质是假想与真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这矛盾自身无所知，即一种“无知”与“对无知的过分自信”和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之间的矛盾。萧红的小说可以说对传统的小说是一种颠覆，萧红小说传达的那种氛围和人们的阅读期待形成了一种巨大的矛盾，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反讽。 　　一、总体反讽的叙事策略的运用 　　萧红的作品阅读需要一种整体性的领悟力，因为它是具有散文化倾向的，没有整体感就不会对她作品形成深入的领悟，而“总体反讽”在形成这种整体深入领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谓的“总体反讽”既是说反讽不同于讽刺，不一定非要出现一个具体的嘲弄对象，反讽也可以具有“形而上”和概括的性质，换句话说整个人类即是人类存在状况所固有的那种反讽的受嘲弄者。正如法国批评家乔治·帕朗特所说“反讽的形而上原则存在于我们的天性所含的矛盾里，也存在于宇宙或上帝所含的矛盾里。反讽态度暗示在事物里存在一种基本难以避免的荒谬。”从总体反讽的角度来看，同被列为“奴隶丛书”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叶紫的《丰收》相比，萧红的作品蕴含更多的现代性审美因素。 　　总体反讽的基础是那些明显不能解决的根本性矛盾。在萧红的《生死场》中，一共分为17章，基本上每篇都可以拿出来独自成篇，文中没有中心的人物，也没有紧张激烈的情节冲突，呈现一种明显的散文化倾向。但小说在“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这一人类困惑点的基础上，它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整体上的聚合，在这个封闭的小村庄中，人们像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妇女的生产与动物的繁殖没有任何的区别。五姑姑的姐姐赤着身子在尘土飞扬的火炕上翻滚，金枝在怀孕期间还要忍受丈夫的性欲，李二婶的小产。妇女的尊严，生的尊严在生死场中是没有的。就连死在这里同样也是波澜不惊的，小金枝活活被亲生父亲摔死，因传染病而增加的乱坟岗上的死尸，日本人侵入时村子里的座座坟头，在《生死场》中，萧红为我们展示了形形色色的生和使人眼花缭乱的死。生与死这个长久困惑人类的问题，在这个封闭落后的小村庄中似乎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对这里的人没有任何意义，在这里一切都按着生物的本能在“轮回”，萧红通过这种蒙太奇式的片段组合形成了对生死的哲学性反讽，在这种动物性生死的背后，暗藏着萧红对“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这一主题的重大揭示。这也表达了萧红对生死一种现代性的忧虑，使她的小说呈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现代意识。 　　总体反讽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反讽，它和受嘲弄者同属一个类别，因此它是倾向于受嘲弄者角度的，但它又站在超然的角度几经观察，这种所谓的超然和存在的张力通过萧红小说的散文化倾向产生了作用。《呼兰河传》中，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搭野戏台子，庙会等等这些呼兰河的盛举都是为鬼而做并非为人而作，活人是借了死人的光。作者在超然的层面冷静的观察“呼兰河”事物的同时，表达了对呼兰河城人的一种同情，也透露了自己身为其中一员的深深的悲凉感。人们为小团圆媳妇“治病”而出的种种荒唐的主意，最终使小团圆在人们的热心“关爱”下，悲凉离世，胡家家破人亡，有二伯怪异的种种行为和冯歪嘴的爱情悲剧，在呼兰河“正常”的社会秩序下上演种种离奇荒唐的事情，作者通过对这些情况的描写表达了她作为曾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人的深切而又无奈的思考。透过《呼兰河传》这部作品，我看到了萧红对生命的哲思远多于她的抒情意味。呼兰河城整体成为了一个反讽的对象，承担了作者关于善恶美丑的丰富思考。通过总体的反讽，萧红散文化的小说的整体意蕴得到了一种多层次的呈现。 　　二、语言反讽的叙事策略运用 　　萧红散文化小说的语言与同样倾向的郁达夫语言也是有很大区别的，郁达夫更多是受到传统诗词文化的影响，语言呈现清丽典雅委婉含蓄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