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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佛教对法律思想影响 　　摘要： 作为主流思想之一的佛教，对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佛教冲击了儒家的忠孝、丧葬和等级观念，促进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为传统法律注入了平等因素。此外，佛教对犯罪起到了教化和惩戒作用，增强了法律对人的生命的重视，并影响了立法者的思想。 　　关键词： 南北朝； 佛教； 法律思想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７３８７（２００8）０3－0145-05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思想大动荡时期。这一时期奠定了盛唐包括法律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繁荣的基础。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迅速传播，与中国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发生全方位的密切联系，并与儒教、道教共同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思想支柱，长期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 　　法律思想，即“人们关于法这一社会现象的见解、要求和评价”[1]。南北朝的法律思想，朝着礼法结合的方向进一步深化。立法精神中渗透着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尤其强调“孝先于忠”，将“不孝”列入“重罪十条”。强调慎刑、恤刑，刑罚制度日趋宽缓。族刑连坐范围不断缩小，确立不再恢复肉刑。此外，还创立了反映封建法制慎刑原则的死刑复核制度，为隋唐所继承、发展。作为南北朝社会思想主流之一的佛教，并未孤立于法律文化之外，而是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 　　 　　一、冲击儒家忠孝、等级思想， 　　为传统法律注入平等因素 　　 　　中国社会正统法律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吸收融合各家之长而形成的，并有其自身的特点。正统法律思想以宗法为纲，家族本位，家国相通，忠孝一体。生养死葬是孝道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观念影响了后世重葬、厚葬之风俗。同时伦理色彩浓厚，礼法结合，而礼尤重尊卑贵贱、等级差异，与平等思想格格不入。佛教的传入，对正统法律思想中的忠孝、等级观念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一）忠孝观念 　　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忠孝观念，经过先秦至秦汉时期诸儒们的论证后，又于魏晋时在政治上被大力强化。南北朝统治者对“孝道”的极力推行，最终使得原来家族伦理意义上的“孝”一跃而成为整个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核心，孝先于忠的观念得以形成。 　　南北朝时期，社会对“孝”的重视与传统印度社会承认舍家苦行以求得悟的佛教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按照印度佛教本来的教义，是不可能承认孝这种世俗道德的。对待忠和孝的不同态度是佛教文化和儒家文化在伦理上相抵触的最激烈之处。从儒家伦理观念来看，僧尼出家不仅违反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2]、“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3]的诫条，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出家僧人见了帝王、父母也不跪拜。这些行为不仅触犯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而且违反了封建法律。对帝王不跪拜是“大不敬”，对父母不跪拜则是“不孝”，这都在“重罪十条”之列，处罚极重，并不得赦免。佛教对忠孝观念的冲击，必然遭到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思想的猛烈攻击。为寻求在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佛教以改造自身的方式对佛儒关于忠孝观念的冲突进行了调和。僧人们一方面向人们阐明佛教与孝是不矛盾的，另一方面，又将孝的内容吸收到佛教之中，提出一人出家可以拯救数代祖先的理论。在北魏末年和北齐时期，民间出现了一股普遍造像的风气。从保留至今的造像碑记中可以看出：造像者都要为父母祈祷，相当一部分为皇帝祈祷，说明佛教已渗透儒家忠孝的教义。[4]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佛教丰富了儒家传统的忠孝观念，将孝行的范围扩展至以个人出家修行救赎前代祖先的范畴。 　　（二）丧葬观念 　　佛教利用人们对生的迷惘和对死的恐惧，以其通往人生彼岸的学说，填补了只注重现实人生的儒家传统哲学所造成的精神空缺。佛教追求彼岸世界的生死观对南朝的知识阶层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出现了薄葬、火葬和天葬等丧葬现象，给儒家传统丧葬思想带来了冲击。 　　由于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不同时代的丧葬风气也有所不同。秦汉盛行厚葬，而魏晋大兴薄葬。南北朝时期厚葬之风有所回升，虽未构成时代主流，但也已成常事。在北朝，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汉化的同时，开始模仿两汉厚葬风俗。至北齐时，社会上竟出现这样的现象：“生为皂隶，葬拟王候，存没异途，无复节制。崇壮丘陇，盛饰祭仪，邻里相荣，称为至孝。”[5]主张节俭的南齐武帝曾下诏禁之：“三季浇浮，旧章陵替，吉凶奢靡，动违反矩则。或裂锦绣以竞车服之饰，涂金镂石以空茔域之丽。至斑白不婚，露棺累叶，苟相夸?f，罔顾大典。可明为条制，严勒所在，悉使画一。如复违犯，依事纠奏。”[6]不仅曾有帝王提倡薄葬，而且还有一些信佛的官僚名士以身试之。如陈朝遗老姚察“大业二年，终于东郡，遗命薄葬”，是由于他十四岁时即于佛寺中受菩萨戒，“自尔深悟苦空，颇知回向矣”[7]。也有南齐张融这样兼受玄、佛双重影响，遗令“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