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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人冷静思考 　　【关键词】双边关系，中日，领土主权，海洋权益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0-0066-05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日关系的研究一向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对1970年代这个中日关系发展变化最重要的时段中，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的研究仍较为缺乏。2012年12月，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孙翠萍博士的《1970年代中日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问题研究》一书，（以下简称“孙著”，文中括号内所引页码为该书页码）则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该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在钓鱼岛问题成为中日重大政治问题的今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 　　一 　　发端于近代日本侵华战争的钓鱼岛（日方称“尖阁群岛”）问题，以及中日两国在东海划界问题的分歧，是制约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如齐鹏飞教授在该书“代序”中所说，它们已“逐渐成为直接影响和反映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晴雨表’”（“代序”第3页）。因此，这两个课题一直为学者所关注。但已往的研究有两点不足：一是缺乏将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二是对1970年代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里这两个问题的发展演变缺乏探讨。还有部分日本学者，不惜歪曲事实，以求论证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 　　孙著首先在导言中对研究对象进行了明确界定，并详细介绍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接着分7章16节38个子目详细论述。孙著把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放在美苏冷战及海洋争霸、拉美国家维护海洋权益斗争和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论述，指出：从珍宝岛的“动”到钓鱼岛的“静”，这一“动”一“静”，促成了1970年代中国外交的战略转移，即“与苏联决裂与美日交好”（第38页）。而同样在1969年发表的“埃默里报告”激化了中日原有的矛盾，使钓鱼岛问题随着海洋权益斗争、海洋法的发展以及国际格局的演变不断地演绎着历史赋予的曲折（第47页）。 　　孙著的一个特色是把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放在1970年代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背景下研究，书中探讨了中日两国对这两个问题的基本政策形成过程，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等重大事件中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办法。1970—1971年，日本提出的其对于钓鱼岛问题的基本立场是：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大陆架问题是性质不同的问题，而日本对“尖阁群岛”的所有权问题，是没有疑义的，依据是“根据美方的公告、布令等尖阁群岛明确在施政权的范围内”（第86页）；而中方通过《人民日报》表达出的立场是：钓鱼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第109页）。在东海划界问题上，日本主张“等距离中间线原则”，而中国则主张“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第69～70页）。中日两国的基本立场无疑是对立的。考虑到新中国与印度、苏联、越南都发生过边境战争，但同曾经侵略过中国的日本之间却没有，“这无疑是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从战略上解决问题的结果”（第236页）。具体说来，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出于战略上考虑，决定先调整美日关系，摆脱国家安全上面临的危机，继而再解决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则是放在了台湾问题解决的前提下（第144～145页），所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选择了“搁置”钓鱼岛争端，只不过当时没有明确提出“搁置”一词而已（第142页）。 　　1978年4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钓鱼岛事件，但同年8月中日即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是因为中方一方面坚持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另一方面又灵活地指出这一事件是“偶然事件”，从而让日本政府对国内有个交代（第202页），在缔约的过程中，由于中方采取“搁置争议”的方式，促成了缔约的成功。而中日缔约的成功，缓解了苏联对中国的压力，为之后中国的改革提供了国际政治和安全保证，因此，通过“搁置”钓鱼岛问题搞活了全局，“无疑是中国国家战略上的胜利”（第217页）。 　　孙著还较为详尽地重现了不少历史细节，有很多在国内尚属首次披露。比如通过对《人民日报》资料的挖掘，作者发现了1970年5月18日发表的社论是最早的新中国关于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声明（第83页），12月14日的社论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声明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主权（第93页），12月29日的头版评论员文章则更明确地将钓鱼岛问题和钓鱼岛附近海域及其他临近中国浅海的资源问题放在一起考虑，体现了中国对中日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考虑的发展和成熟化（第97页）。 　　作者认为，这三篇文章都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将钓鱼岛问题置于台湾问题的大局下加以考虑（第97页）。而1971年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正式声明，则是中国外交部的首次就钓鱼岛问题发表正式声明（第107页）。把这些细节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