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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顶云经验背后故事 　　冯先受 口述 周之江、胡倩茹 整理 　　时间：2008年11月14日晚 　　地点：贵州省贵阳市 　　 　　1978年，是我党历史上实现伟大转折的一年。在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这一年在全党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讨论，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包括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地进行了“拨乱反正”，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顶云经验”正是产生在这一年，并于11月11日在《贵州日报》上公开发表，引发了一场长达一年之久的姓“社”姓“资”问题的大争论。然而毕竟是青山遮不住，江水东流去。随着农村改革的洪流奔腾向前，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已取代过去人民公社“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体制，成为今天农村最主要的经营形式。我作为“顶云经验”的报道者，亲身经历了发现顶云经验的过程，见证了“顶云经验”发表前后的一些历史。下面就集中介绍一下相关的具体情况。 　　 　　五、“顶云经验”报道出台的前前后后，做好了“当右派，坐牢，家破人亡”的准备，却“拿了10块钱奖金” 　　我写“顶云经验”，是长期的思想积累，农村工作经验积累。在1978年写出这篇文章，不是偶然的，有天时地利的因素。 　　如果说，农民很早就选择了包产到组，那么，在粉碎“四人帮”两年以后，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顶云经验”的诞生不是偶然的，是农民长期以来的选择，在那个时候集中爆发出来了。就像时任关岭县第一书记的李清泉同志所说，我们应正确反映、实事求是反映当时的客观实情，顶云经验实行“定产到组”搞承包，是广大农民的意愿和迫切要求，是农民的自觉行动。 　　这一条，我想解释一下。我知道顶云农民搞包产，是在1978年的年初，粉碎“四人帮”两年以后，农民迫切希望趁这个机会，很多老干部都能出来了，希望恢复原来好的政策，其中包括尽快“包产到组”，能够尽快改变当时临近崩溃的经济状况。关岭县顶云公社八角岩生产队副队长伍正才，布依族，他给李清泉写信，同时也给省、地区书记写信，结合生产队的实际，要求搞包产到户，或者包产到组。李清泉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涉及了“禁地”、“雷区”。刚好每个公社都派有整党整风的工作队，他就请驻顶云的工作队了解了一下情况。随后，李清泉亲自到顶云公社去，喊所有的生产队干部来开会，发表意见，讲真话，不打棍子，哪怕暴露了以前的问题，也不追查。讨论很热烈，大多数生产队都要求搞包产到组。后来李清泉同志就问，“伍正才同志在不在？”伍正才站起来。李清泉就说，其他生产队要求搞的，你八角岩生产队也可以搞。你不是给我写了封信吗？我告诉你，我认为可以搞。但是有一条，一定要统分统收，也就是集体不能垮，在“五统一”的前提下搞包产到组，我赞成你们试一下。 　　李清泉后来给我说，中国的农民是很纯朴的，也是很实际的。当年，组织起来能够生产，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的时候，他们就热切地要求办社，甚至于办黑社他也要办。你能够说农民要搞资本主义吗？说他们不想搞社会主义吗？不是。困难时期，他们勒紧自己裤腰带，也要向国家交粮食，养活全国人民。“文革”中，大家停工停产闹革命，农民还在泥里水里干，还保护干部。为什么我们干部老是认为农民想走资本主义，跟他们对立？农民无非就是想吃饱肚皮。农民的要求是非常低的，无非是四条：一是不管粗粮细粮，肚子能圆，能吃饱肚子；二是不管是草房瓦房，一家人有个地方团在一起，可以遮风避雨；三是能够养头肥猪，家庭副业（能发展），有点零花钱把国家发的布票等买回来；四是老年人希望死之后有口棺材。李清泉说，这样的一个要求，我们作为一个要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人，都不能满足他们，我们难道不感到痛心和惭愧吗？ 　　这段话讲得我（触动很深），在我采访过的所有的干部里，从来没有谁讲出过这样深刻而又自我反省的话，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当时在会上，李清泉就觉得，农民的要求并不过分，所以他决定，冒着政治风险，以关岭县委的名义来做这件事。他又去关岭县别的公社跑了一圈，一共跑了30多个生产队。其中最令他震动的是，他专门跑到锡厂大队，这个生产队历来是被认为各项工作，治山治水、完成国家任务、集体生产、分配各项都搞得好的地方。李清泉跟队长交换意见，谈到一些地方希望搞包产，请他谈谈看法，队长这时候才告诉他，不瞒你说，如果不是分到几家几家去干，我们肯定也是一样的（落后）。分下去以后，我们才完得成任务。李清泉听后大吃一惊，原来最好的生产队，暗地里搞了多年的包产到组。李清泉就想了一个很深的问题，为什么老百姓想干的事，我们不让干？我们让百姓干的事，百姓不想干？长期以来，实际上干部和群众一直在拉锯战当中，在“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问题上拉来拉去，结果，“干部纠在本本上，群众纠到箩箩头”，今年纠正明年干，明年纠正后年干。他就把这些感受全部带到县委常委会上，（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