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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共治试点推动下社区治理创新实践 　　摘要：转型中的城市社区，各种新型治理主体日益兴起，呈现出治理主体多元化特征。多元治理主体的兴起给社区带来活力，另一方面也容易形成主体互动阻滞，进而导致物业公司监督困境、业委会运转困境以及居委会过载困境等治理难题。前埔北社区利用“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行动试点的契机，构建出协商共治的新型社区治理体系，为破解社区治理困境、促进社区善治提供了新路径。首先，利用试点契机激活社区内生组织资源，将社区居民有效组织起来，解决社区居民参与治理的主体困境；第二，在试点推动下，搭建协商平台，制定协商规则，建立社区协商共治的制度基础；第三，在协商平台中，运用协商规则，党委引领，多元参与，促进社区协商共治体系的有效运行。 　　一、提出问题 　　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落实到微观层面，需要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社区的内部构成和利益主体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社区居民权利意识的日益觉醒，治理体制与社会现实的不适应成为社区有效治理的主要困境。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改革试点工作。[1]全国各地社区治理创新的试点实践和模式总结层出不穷，引起学术界较多的关注，社区治理创新研究也成为热点问题。 　　回顾以往对社区治理创新的相关研究，可归纳为以下四方面：第一，社区治理创新的模式归纳。葛天任、李强总结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四种模式：政府主导模式、市场主导模式、社会自治模式和专家参与模式。[2]尹广文总结出上海的行政主导下的创新模式、沈阳的社区居民自治创新模式、北京的枢纽社会组织参与模式以及广州的政府项目购买服务模式等四种创新模式。[3]第二，社区治理创新的动力机制。社区治理创新的动力主要包括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和自下而上的社区自主。前者主要依托于政府行政推动和外部资源的注入；后者则依托于居民的参与和社区内生资源的动员和发掘。刘成良以南京市社区治理创新为例，研究了基层社会治理中行政动员和社会动员的双层动员结构，构成社区治理创新的动力来源。[4]第三，社区治理创新的理论解释。燕继荣从社区治理和社会资本投资角度对中国社区治理创新进行解释，认为提高社区成员集体行动能力的社会资本投资是增强社区治理创新制度依赖性的有效途径。[5]范逢春从社会质量的角度讨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6]第四，社区治理创新的有效路径。社区治理创新的有效路径包括引入专业社会工作、[7]促进三社协同、[8]网格化党建统领、[9]基层协商民主[10]等方面。 　　通过文献回顾和调研观察我们发现，利用试点来推动社区治理创新日益成为地方政府实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方式，以往的研究虽有涉及却缺乏专门的讨论。因此本文将着重从社区治理创新的动力机制及其运行的角度，选取典型案例，研究“试点推动下的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践逻辑和运作机制是什么呢？”这一问题的厘清对于推进我们的社区建设和社区善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2013年?橛Χ孕碌纳缁峋?济发展形势下城市治理问题，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厦门市制定《美丽厦门城市战略规划》，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以“美丽厦门?共同缔造”为核心理念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厦门市共同缔造治理创新的实践采取了分级试点的方式逐步开展：首先，厦门市选取思明区和海沧区作为试点区；第二，各试点区在辖区内选取试点社区；第三，从各个试点社区总结经验模式，在试点区内推广；第四，试点区总结经验模式，最终在厦门全市推广。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前埔北社区就是共同缔造治理创新中的首批试点社区，是本文所研究的典型案例。2014年5月10日～5月30日，10月25日～10月30日，作者先后两次进入社区进行实地调研和参与观察，收集相关的研究资料，包括进行社区走访和观察，访谈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相关工作会议，参与社区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同时收集和整理市、区、街道、社区以及小区层面的相关政策及文件。 　　二、主体互动阻滞下的社区治理困境 　　（一）社区多元主体互动的制度基础 　　我国正处在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城市社会以“单位制”为基础的治理体制已经解体，日益呈现出个体化、原子化的趋势。[11]在社区层面上则表现为，单位社区的消失和商品房社区的兴起。单位社区的同质性和熟人社会的特征，在商品房社区则表现为差异性和陌生人社会的特征。新型社区之中，不同于以往的新型治理主体日益兴起，呈现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特征，包括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社区治理主体的增多，给社区带来了活力，但也会造成难于有效互动的困境，进而影响到社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