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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文学中爱情解读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之一，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的价值早有定论。柳青本人在谈到《创业史》创作初衷时，说是想通过1953年前后西北终南山麓一个名叫下堡乡的小村庄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故事，来弄清楚“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1]之后，冯牧、邵荃麟、严家炎等诸多名家均对小说中梁生宝、梁三老汉以及蛤蟆滩上“三大能人”郭振山、郭世富和姚士杰等等人物形象作了公允的分析。这些都是男性农民，那么女农民呢？半个世纪后，当回顾这一经典时，却又能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为什么几乎没人去探讨其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呢？笔者通过阅读作品，发现这部经典中的女性人物的塑造着墨是很重的，这些女性人物形象对丰满这部作品的贡献很大。她们的出现不仅使那些政治事件的图解式的话语不再显得干巴巴，而且对其他人物的塑造起到了烘云托月的作用。另外，分析这些女性人物形象，对于认识建国初期我国农村女性的生存状况与精神历程也有相当的认识价值。以下，本文试图对小说中出现的秀兰、改霞、素芳、翠娥四个女性形象作一点初步的探讨。 　　 　　一、爱情弱者的符号：翠娥与素芳 　　 　　翠娥这个人物在《创业史》中正面出现得并不多，集中于第十章、第十八章中。但是关于她的风流韵事，几乎人尽皆知。在下堡乡，她是一个有伤风化的女人，常被村里人背后唾弃并当作教育人的反面材料，然而奇怪的是，她却相安无事地生活在这个小地方，并可让她做些“倚门等候”事情。小说写了这个人物，依我看来，作者并非想去揭示从旧社会过来的这个女性的可怜从而投射出同情的眼光。相反，翠娥的存在，却暗示了下堡乡民风的另一阴暗面与人性的弱点，这也许带有恒常性的意味。如果仅仅把翠娥当作富农姚士杰罪恶的陪衬，这显然是不够的。 　　翠娥是前国民党下士、兵痞、二流子白占魁的老婆。她的生存环境是可悲与险恶的。丈夫明知道姚士杰与自己老婆有染，却不以为耻，竟然利用老婆与姚士杰的旧情，利用老婆的肉体，换取他的生存所需。小说这里通过白占魁与姚士杰的对话，留下了一个叙事空白。翠娥与姚士杰到底是怎样的关系？翠娥到底是如何的一个女人？读者都有可能去作初步的想象。如果说“性”是女人独特的资本与政治的话，那么翠娥是在充分地堂而皇之地利用着它。如果说她是肮脏的，那么从另一面却反衬出与他接触的众多男人的龌龊。她是“显”的，男人是“隐”的。然而对于读者的阅读来说，显与隐只是相对的，有时是完全可以置换的。她只是一个弱者，是供男人玩弄的对象，这也正是她能够存在的理由，因为男人们虽厌弃她却同时需要她。这正是一种性政治的不公与倾斜。她深知这一点，于是她也在利用这一点，弱者也有弱者的“智慧”。在第十八章中有这么一段： 　　她吃着姚士杰的大米，回味着三年前被姚士杰强壮的臂膀使劲搂着的滋味，她浑身舒服难耐。在全部蛤蟆滩、下堡村和黄堡镇同她发生过关系的男人里头，只有姚士杰真正对她有一股不可抗拒的男性诱惑力。她情愿将她卑贱的身子，让姚士杰爱怎样摆弄就怎样摆弄，她只要讨得这个富有的强人的欢喜，她就心满意足了。而对其他想从她身上寻找异性温暖的粗鲁单身汉庄稼人，她摆出一副施舍者的神气，欺凌他们，玩弄他们，惹他们难受得睡不着觉。他们失望吧？不来往好了。他们同她的关系都是非常短暂的，世上只有两个男人长期占着她的心，一个是前国民党军的穷下士白占魁，另一个是坐地虎姚士杰，他们都是强人。她认为：世上只有强人才有胆量，才敢冒险，才可亲可爱，值得她倚门等候……[2] 　　作者在这里采用全知叙述，把翠娥的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使读者对这个人物形象的心思也变得十分复杂起来。她既有正常人所需要的性与爱的本能，又有由此滋生的报复他人而玩世不恭的丑恶的一面。白占魁与姚士杰是暴力与财富的符号，一个是兵痞，一个是富农，她需要的也许就是这两道“护身符”。对于这样一个女人，生存如此不易，爱情又从何谈起？当她想再次勾引姚士杰时，她面临的必然是“酸溜溜”、“失望”与“放弃”了。与其说姚士杰不敢与她勾搭，怕冯有万把他绑起来，不如说那个富农早已把阴险的目光盯紧了素芳。 　　如果说翠娥是一个堕落与麻木了的农村荡妇的话，那么素芳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女人。爹爹抽大烟，妈妈与叔叔私通，她十六岁被一个流氓引诱并怀孕，最后“噙着眼泪”嫁给蛤蟆滩王瞎子的傻大个儿子拴拴，过着被公公打骂，与丈夫不和谐不快乐的生活。爱情干涸的她并不是没有产生过希望，她一度那么想和梁生宝好，而且爱得那么纯洁，那么热烈。她为生宝织了一双毛袜子，在“一个黝黑的夜晚”瞅机会送给生宝，她这样热烈地传达着她的爱意，而生宝“冒了火”，并“申斥”她。于是，素芳的爱情夭折了。“从此，素芳恨生宝了，恨的程度比当初爱的程度还强烈”。 　　一个少女，一个曾经不懂爱并遭遇到不幸直到如今的少妇，她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