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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反重力思考 　　古云：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通过反复讲述和评价前人的行为及后果，来理解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学习处理棘手问题的宝贵经验，大部分人相信，尽管时代不同了，但有些东西始终没有改变，并且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史为鉴的背后是人们为了抵抗不可知未来所导致的焦虑感和恐惧感，借由挖掘前人失败的原因以求同样的悲剧命运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伯特兰.罗素说：“研究某一个哲学家的态度，既不是顶礼膜拜，也不是嗤之以鼻，首先需要一种假想的同意，直到有可能了解他的理论想要人们相信什么为止。”研究历史中的失败者并不是为了去嘲弄、哀叹或者讥笑他们的行为，而是试着去了解他们，所以也需要类似“假想的同意”，即先假设他们那些导致糟糕后果的观点和行为，事先都曾经过慎思明辨，或者暗藏着某些尚未为人所知晓的原因和形成机制，可以合理地解释所发生的一切。可是当人们雄心勃勃地企图展现某种简单有力、充满戏剧效果的历史图景作为给现世或者未来的“答案”时，功利心一起则同理心即丧，前人的失败往往被轻易地归结为个人的愚蠢、道德缺陷或者缺乏自由意志，追寻答案的欲望反而阻碍了理解的深入，历史被有意识地改造成部分地带有“神话”性质的修辞工具。 　　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近代科学史上曾经被迫扮演了这样一个滑稽的失败者角色，他的《物理学》被贴上了错误甚至无知的标签，衬托出以牛顿和伽利略为代表人物的近代科学的辉煌胜利，历史在此处戏剧化地讲述了一个勇于探索、不迷信权威的有关人类思想进步的故事，这个故事直到今天的教科书上仍然通行无阻。但在托马斯.库恩（T. Kuhn）看来，亚里士多德作为经典逻辑学理论的创立者，以及一位观察力敏锐的博物学家，很难相信他对于物体运动的观点充满了逻辑上和观察上的错误，即便亚里士多德真的在物理学方面缺乏能力，如果错误是如此明显，那么为什么同时代以及之后两千年都没有人成功地质疑和挑战他呢？不觉得有违和感吗？生活在黑暗时代的人普遍地无知蒙昧，盲目服从于权威，缺乏对科学的认知能力和对知识的好奇心——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进步史观所制造并且大力宣扬的观点/神话，旧世界的失败是因为旧人的无知，新世界的成功是因为科学昌明所带来的新人的智慧，它完美地构造出近代科学与人类进步——脱离愚昧之间的互文关系， 历史研究者为近代科学的发展制造出一个必须要打到的标靶，一个代表着旧世界保守反动的权威，并且用胜利的自豪感替代消除了人们理解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科学失败者时的心理违和感。 　　神话可以产生真正的历史作用，也因此是强有力的权力工具，史蒂文.夏平说：“证明一种实践有着它为人们公认的特征和价值也是重要的。一种实践，若没有与之相伴的神话，则可能是脆弱的，是难以完成正当性辩护的，甚至难以作为一类独特的活动而为众人所知。”（ [美]史蒂文.夏平，《科学革命——批判性的综合》）现代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建立在相应的神话之上，尽管如此，神话最终是要被打破的，当科学作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实践取得实质上的统治地位，其价值已为大众所公认时，正当性辩护就不再是当务之急，历史研究者可以用一种更加和缓、包容的态度去研究科学史，于是原本被扭曲的东西有机会以一种“还其本来面貌”的姿态展现出新的历史形象。库恩在《什么是科学革命》中用同样充满戏剧效果的文字描述了自己用范式（Paradigm）转换的观点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思维过程： 　　突然我头脑中的片段以一种新的方式整合起来，并归属到一个立场之下。我低下了头，因为刹那间，亚里士多德成为一位真正十分优秀的物理学家，但却是我连做梦都想不到的那种。现在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会说那些话，以及他的权威性何在。先前看上去有着令人吃惊的错误陈述，现在看起来最坏也只是接近于强大而普遍成功的传统中的失误。那种经验——片段突然以一种新的方式整合起来——是我在对事例进一步考虑后将挑选出来的革命转变的一个普遍特征。……它包括一些相对突然和无结构的转变，在这些转变中，一部分经验流将自身进行不同的分类并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模式。 　　范式转换的概念将亚里士多德从一个低能的物理学家转变为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我们今天承认亚里士多德“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造成认知混乱的原因并不是历史学家对于作为研究对象的古人缺乏尊重的态度，而是滥用历史制造神话的外在权力诱惑是如此之大，很少有历史学家能够抵挡得住。无论他是自愿还是被迫的，“滥用”历史并不天然地带有道德谴责意味，作为神话的历史自有其社会价值，困难在于历史学家能否清楚地分辨两种思考方式之间的差异，并且克制对力量的渴慕。 　　理解古人行为背后的所思所想是一件异常艰难的工作，人们必须严格地审查自己的固有偏见和常识局限，即便如此，如果缺乏只有“圈内人”掌握的内部知识，所描绘出的历史图景仍然是一种神话。素德.文卡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