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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城市在国际话语权建构中作用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是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与主导国际话语权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却还未拥有与综合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议程设置作为大众传媒影响社会舆论的主要方式，能够通过新闻报道的显著性加以凸显或降低，从而有效引导受众的注意力，是建构话语权、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方法和路径。 　　斯蒂芬?利文斯通（ Steven G.Livingston）提出了议程“切入点”概念，指出国际政治的议程设置是通过“议程切入点进行的，也是通过切入点来进行议程控制的”。所谓“切入点”，是指行为体构建令人信服的议题的场所。在国际政治中，它大致包括四类场所：全球知识生产场所、跨国网络及传媒、关键的国际组织或机制、国际会议或联盟等外交活动。正是通过这些切入点，问题的界定、政策备选方案以及议题显著性三者结合起来，从而塑造了一项国际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议程设置的成功取决于一个行为体是否居于有利地位，恰好拥有或可以利用这些切入点”。① 　　G20峰会在中国浙江杭州举办，可谓拥有建构国际话语权的“切入点”，在这一次宝贵的国际传播机遇中，媒体如何发挥议程设置功能，面对纷繁复杂的跨文化传播现象，在国际传播中占据主动地位，是中国新闻媒体在激烈的国际传媒市场竞争中，建构、维护与提升本国话语权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反映，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传媒等，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建构过程也相应地需要一种系统化的框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是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的两大关键性因素。”而现代城市“作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信息中心，是劳动力、资本、各类经济、生活基础设施高度聚集，人流、资金流、物资流、能量流、信息流高度交汇，子系统繁多的多维度、多结构、多层次、多要素间关联关系高度繁杂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其系统性与本届G20峰会主题的四大关键词“创新、活力、联动、包容”高度匹配，因此，将城市作为本届G20峰会宣传议程设置的一种框架，可以成为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一个载体。 　　一、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G20峰会主旨契合 　　成立于1999年的20国集团（G20），由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组成，作为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旨在推动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2008年起，G20财长会议升级为G20领导人峰会，定期召开的G20峰会是一次首脑聚首破解国际经济难题的会议，更是一次加速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会议。 　　城市是人类社会地域生产力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古代城市主要是军事和政治中心，但随着社会大分工促进城乡分离，或“因城而市”，或“因市而城”，城市开始成为经济中心。工业革命则使城市发生了根本变化，工厂的大量出现与集中，使城市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市政、金融、商业和交通等领域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城市的经济地位。城市是生产要素的集聚中心，是生产、交换和消费中心，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城市通过发挥集散功能，在一定空间范围内聚集和扩散各种经济要素；就城市集聚来说，英国城市经济学家K. J. 巴顿（K. J. Button）把城市集聚经济利益分为本地市场规模、生产费用节省、人口限度标准、熟练劳动力汇集、交通运输经济、企业家集中、融资的便利性、自由交流思想、刺激革新、集中提供设施等十大类。信息和互联网革命，又进一步促使城市经济结构成为物流、能流、信息流、价值流和人口流的循环运动，相互联系，相互沟通，并组成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 　　城市是一个地域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其经济活力可以带动整个地域的经济发展，而当处于经济全球化的今天，20国集团的GDP总量已占全球GDP的85%，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80%以上，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2/3，主要源于现代城市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和强劲动力。从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套开城镇化工作会议，到2014年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又到2015年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国也越来越重视城市在带动经济发展、促进转型升级、解决民生问题等诸多方面的作用。G20峰会协商机制的落脚点在于城市经济适应国际政治经济的高速变化，城市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市场需求的适应能力、消费结构的升级能力、基础结构的供给能力、科技的创新能力、劳动力素质的优化能力和生产关系结构的自我变革能力。 　　二、城市议题的共通性是国际话语权建构的基础 　　建构国际话语权，“在议题选择与界定环节，有两点尤其值得关注：一是选择那些既与本身利益密切相关，又能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二是设法将选择的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