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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边政学学术与时势之间民国边政研究 　　[摘要]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一书将边政学还原于近代民族危机、国家重建的历史背景之下，将边政学的兴起置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这一学术语境中加以考察，首次相对完整地重建了近代中国边政学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事实，概述了民国边政学的学术面貌与特征，构建了民国边政学的发展谱系。这不仅有助于从历史的脉络、学术史的层面重新认识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而且在边疆政治地位再度升温的当下，亦不无深刻之意义。当然，是书较着力于“边政学”的“今生”，尤其是边政学与时局的关联，而对其“前世”着墨较少，从而未能很好地回答边政学究竟是清季以来的边疆史地研究的现代转换多一点，还是西学中直接移植并运用于中国本土的再造多一些。此外，“边政学”的学科独立性也是值得再深入考究的问题。 　　[关键词]边政学；汪洪亮；学术转型；边疆政治 　　中图分类号：C9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5）02-0065-04 　　作者简介：龙伟（1980-），男，西南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四川 绵阳 621010 　　学界向来有一种不成文的崇尚，学问深藏于象牙塔中，自有其独立之地位，须与政治、时势保持相当之距离，似乎唯如此，方可保持学问思想之自由，而获独立之判断以趋近真理。不过，学问又显与政治无法须臾分离，学问之发展及学人之见解多与政治、时势有密切之关联。学术潮流，浩浩荡荡，虽不乏自在之规律，却也时受政局、时势影响，并无法超越时代而独存。故此，史学大师陈寅恪有学问要“预流”之说，蒙文通则有“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之语，两者立意虽视角不同，然其意大抵均揭示了学问的眼界与方法，显示出学术与时势的内在关联。 　　近世受西学之影响，中国学问由传统“四部之学”，吸收西方学术的分科方法转向“七科之学”，初步建立起较为近代的学术体系。陈平原曾借用库恩（Thomas S. Kuhn）的“范式”（Paradigm）理论衡量中国现代学术转型，认定1927年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关键时刻”，其理由是1927年以后的中国学界，已确立新的学术范式，已勘定基本学科及命题，不少影响深远的大学者也已登场其间。[1]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进程声势浩大，历时长久，影响极为深远。其间，不少学科自西徂东，顺利完成了“学术中国化”的时代命题，从而奠立了各学科的学理基础。亦有不少学科其兴也勃，其衰也忽，学科发展因人因事迫于中缀。抗战期间于复兴西南边疆的政治口号中兴起的边政学即是后者之典型。 　　边政学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在学术界兴起边疆研究的第二次大浪潮背景下创设的旨在对边疆政治加以系统研究的一门学问。作为曾经兴盛一时却早已逝去的学科，边政学在今日并不为人所熟知。汪洪亮君近著《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即以此“失语”之学科为对象，探索民国边政学的发展历程。是著虽名之为“边政与边政学”，读者一般会认为应对民国边疆治理与边政学研究并重处理，而究其实，则是重“学”而轻“政”，只是以“边政”作为“学”之场域与语境，实在刻画“边政学”的兴起与发展。若以“边政”入目，该著作可谓离题甚远，然若以“边政学”经心，则不失为学科史的佳作。读罢是书，掩卷而思，以下几个方面运思独特，受益匪浅，谨识于后。 　　汪著将边政学还原于近代民族危机、国家重建的历史背景之下，将边政学的兴起放置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从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这一学术语境中加以考察，在学术演进的动态过程中把握、勾勒边政学的兴衰历程，所思深远，令人印象深刻。受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之刺激，清末学者异常重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曾将1845-1945年的中国史学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他特别提及元史与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乃是中国史学第一阶段的史学趋势之一。不过这一阶段，“学者们依然走着过去的道路，继续此前学者的工作，对历代正史，加以补作或改作”。[2]换言之，此时期边疆史地研究不脱传统经世致用的治学范围与学术轨迹，尚不具备现代学术研究的特征。直至近世西学涌入，在近代地理学、博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西方学问影响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始得以朝向科学化的现代学科方向转换。汪著以边政学为切入点，仔细梳理了民国时期在国民政府政治重心西移的时局之中，偏安西南（部分在西北）的各科学者如何构建边政学的学术努力，尤其凸显了以杨成志、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如何参酌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构建中国边政学学科基础的努力，显示出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与方法，还是在研究团体与发布渠道上，皆非清代中叶之西北史地学可比。此种将边政学放置在历史语境与学科史脉络之中的书写手法，不仅有助于准确定位边政研究与边政学的学科位置，彰显学术与政治的历史逻辑，亦有助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