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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墙中墙发现与研究综述 　　摘 要：“墙中墙”是南京明城墙所具有的独特现象，它的发现与研究有助于理清南京明城墙的建设过程及建筑方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墙中墙”的发现与研究共经历了四个阶段，对这四个阶段的梳理为墙中墙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墙中墙;南京;四个阶段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155-02 　　所谓“墙中墙”，即大墙之中包有小墙，或大墙压于小墙之上的现象。墙中墙是南京明城墙所具有的独特现象，它的产生原因众说纷纭。本文试图对南京“墙中墙”的发现与研究状况做一综述，为将来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南京墙中墙的发现按时间划分共有四个阶段。分别是50年代、7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下面分别对发现及研究情况予以介绍。 　　一、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 　　1952年，南京城建部门在新开解放门的工程中，于城墙内部发现了用六朝墓中常见花纹砖砌的墙身，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六朝都城的北墙”[1]。1957年，在赘城东段近后湖小门处，拆除一段城墙后发现内部与外部分别用两种不同类型的砖砌而成。从两种砖的质地尺寸和砌建结构、用浆方面分析，研究者认为“显系不同时代所修建，推测自六朝至明前，可能属于保卫建康城的要塞营垒，大约在朱元璋改筑应天府城时，打算由此地往西经鼓楼岗高地向西与清凉山石头城相接，而由于防御的需要和计划的改变，城垣选址走向往北发展，到1386年新筑后湖城时此段遂废弃之。”[2]446 　　1957年，南京京城北部城墙在拆除过程中有重大发现。如小东门（明钟阜门）至金川门段，“城墙内部以小城砖砌有矮墙”[3]51，对于所发现矮墙的具体情况，李蔚然介绍道“砌砖较为复杂，其中以六朝砖居多，也有‘靖安塘湾水军’‘池司前军’的宋砖，以及印有‘官录’‘北闰’的唐砖。这些墙都不太高，残缺不齐，高1.5～1.9米，外部和上面砌有明砖”[4]，对这段城墙的性质，李蔚然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第一种判断见之于由他执笔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第十二章第七节“明南京城”，他认为是“六朝至南宋的江防营垒”[2]446。第二种判断见之于他的论文《论明代南京城》，认为“是为了‘筑新宫’和都城特砌的防洪墙”[4]。李蔚然前后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反映出他对墙中墙认识的不断变化。除李蔚然外，杨国庆对这段墙中墙性质的认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在2000年发表的论文《明代南京城墙建造年代考略》和2002出版的论著《明代南京城墙》中，他认为“我们感到这些地段所谓的‘墙中墙’，即为1366年之前朱元璋早期建造的‘新城’城墙”[5]161。而在2008年出版的《南京城墙志》中认为“这些小墙，基本是1366年筑造‘新城’城墙的遗存”[6]189。杨国庆分别做出“1366年之前……建造”和“1366年筑造”的判断并非无意之举，其中反映出他将对新城建设时间认识的变化运用到对墙中墙建筑年代的判断中。此外，1957年在金川门至油咀油泵厂段的城墙内部，也发现了“城墙内有浆砌块石墙”的现象[3]51。 　　1958年，在南京城墙狮子山段也有两次小规模的墙中墙发现。第一次是在钟阜门城顶以下4.1米处，“发现一段高达六米的用汉、六朝至隋唐砖砌的墙体”[7]381。第二次是在钟阜门西城墙处，“拆出一段高达6米的汉至六朝砖砌的墙身”[8]96。 　　回顾第一阶段“墙中墙”的发现与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墙中墙”大量发现的主要起因是解放初期对南京城墙有计划的全面拆除，正因如此，至今这一阶段所发现的墙中墙基本无存。通过学者的介绍与研究，我们可以初步判断本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1952年新开解放门和1957年拆除小东门至金川门段城墙时的发现，前一次发现为赘城性质与成因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后一次发现则为新城时期南京城墙的范围与规模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可能。 　　二、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 　　据相关资料记载，本阶段“墙中墙”的发现主要有三次。1970年，在中华门西侧至水西门、石城门地段挖掘防空洞时，当掘进城基内，就“清楚地发现了明城把南唐城整个包在里面”[1]。1975年，在狮子山南“开挖人防巷道时，亦发现六朝砖砌的墙身。”[8]961978年，在卢龙山（即狮子山）段“在此段城墙内构筑人防巷道时，再次发现了用六朝砖砌的墙体”[7]381。 　　这一时期的发现，除后两次笔者怀疑为同一发现而将另行撰文进行甄别外，显然第一次即1970年的发现是最为重要的。因为这次发现既证实了文献中关于明初建城对旧城西、南两面城墙加以沿用的记载，又遭到以1991年集庆路段城墙考古为代表的一系列考古发现的质疑。进而有学者认为“近年来在配合城建考古发掘中，发现城垣的某些地段，并非李所筑之城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