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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歌舞功利性分析 　　摘 要:古代歌舞适应和反映社会生产方式发展规律,因此,功利性成为其首要的和主要的特征,这一特征在中国戏剧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因此,深入研究古代歌舞的功利性特征,对于准确把握中国戏剧的构成因素和特质是有益的。有鉴于此,笔者试从功利性这一视角对古代歌舞进行一些分析,以请大方指教。 　　关键词:古代歌舞;功利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I207.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3-0082-03 　　 　　古代歌舞之于中国戏剧起着源起的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意识形态的古代歌舞是由古代经济基础决定的,是对当时经济特质和形态的反映。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以物质资料满足为主的功利性目的是这个时期不可避免的主要诉求。李占鹏认为:“它(原始歌舞)的主旨和表现方式仍紧紧地与原始初民的生存不可分割。功利性是原始歌舞的首要特征。”[1]古代歌舞功利性特征在中国戏剧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因此,深入研究古代歌舞的功利性特征,对于准确把握中国戏剧的构成因素和特质是有益的。有鉴于此,笔者试从功利性这一视角对古代歌舞进行一些分析,以请大方指教。 　　巴人说:“我们认为原始人的游戏本身就是艺术的表现。(例如,舞蹈)……艺术和游戏在其原始发展阶段,即在原始人群之间,其本身就是一定生产活动的产物,是一定生产活动的继续,而又加强其生产活动的。”“游戏是有功利目的的活动――劳动的孩子。”[2]李占鹏也认为:“远古歌舞产生于原始初民在集体生活中的劳动实践和社会实践的需要。”“一切艺术的最初起源都是与人类自身的生存紧密结合的,人类的生存需要带来了属于精神享受范畴的艺术。舞的产生就是这样。”[1]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生产劳动是古代歌舞产生发展的源泉,古代歌舞为与之相适应的特定的生产方式所规约,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歌舞;反之,歌舞反映、影响并为特定的现实生产方式服务,因此,生产劳动是古代歌舞之母,这是古代歌舞功利色彩浓厚的主要原因,也是古代歌舞功利性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中国,从较早的歌舞葛天氏之乐开始,古代歌舞就在适应生产方式不断变化的趋势中,展现着自身不断变化的功利性特征。 　　 　　一、组织并体现劳动生产过程是古代歌舞功利性的最初表现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深受自然界的侵害,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极为困难,因此,原始社会的人们所从事的是体现原始共产主义集体精神的生产活动。在此基础上,原始初民只有分工的区别,没有等级的区别,一切的活动都是全员性的,尤其是关于劳动生产类的以及围绕劳动生产创造的战争类的、宗教类的等歌舞更是如此。 　　对此,巴人在分析原始艺术的作用时认为:“它是位置于前一生产活动与后一生产活动之间的一种调节器……这在原始人群的歌舞上,就可以看出。……其基本意义可以说是对自己劳动力量的赞颂;是重新鼓舞自己劳动,组织自己劳动的一种手段。”[2]相传为黄帝时所作的的《弹歌》是很典型的劳动生产的歌谣:“断竹,绪竹;飞土,逐肉。”[2]从内容和形式上来看,它以节奏鲜明、强烈的歌舞,再现了紧张有序的狩猎场面,体现了原始先民为生存而获取生活资料的需求。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3]笔者认为,“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之“八阕”,是以第四阕“奋五谷”、第八阕“总禽兽之极”为核心,其余六阕围绕此核心展开。从其阕名“奋五谷”、“总禽兽之极”可知两部分与农业直接有关,属于原始农业阶段,而且作物种植和畜牧驯养有了一定的发展,成为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反映了先民辛苦耕作、经营五谷(“奋五谷”)、繁殖鸟兽(“总禽兽之极”)的劳动状况,围绕这一主题,表达了先民尊重并顺应自然规律(“载民”“敬五常”“依地德”)的愿望和行为,并祈求神灵、图腾庇佑(“玄鸟”“达帝功”)。 　　由此分析,葛天氏之乐等古代歌舞体现了古代先民较为自觉而清醒的合目的性的舞蹈创作意象。它展示了先祖求生存、求发展而与自然抗争的生产劳动面貌,是先民生产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硕果。 　　 　　二、祭祀娱神并祈佑庇是古代歌舞功利性的重要体现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3]上古时代,由于生产力的落后,人们对自然规律还不能够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对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懵懂无知、恐惧难解,导致人们对神鬼的迷信和对巫觋的膜拜。于是出现了由巫觋穿戴着神的面具和衣物,模仿着神的音貌和动作,以驱逐四方鬼疫和娱神鬼的祭祀活动,如周代以前的傩舞。 　　到了战国时代,这种祭祀活动不断发展,形式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