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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现实关系解释学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现实关系解释学分析   〔摘要〕 “思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主题。从解释学视角上看,思想与现实关系是解释对象与解释根据的关系。“思想”实质上是具有双重意义结构的“象征符号”,而作为“具体整体”的“现实”则是思想深层意义的根源。马克思对两者关系的分析实质上是以“现实”为根据对“思想”的解释,即通过分析思想植根其中的现实对立关系而对思想深层意义的揭示。相比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知识社会学,解释学的分析能更准确系统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现实关系的实质。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现实;解释学;象征符号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5-0145-06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旨在批判新黑格尔主义者和费尔巴哈。在他们看来,新黑格尔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错误地理解了思想与现实的关系。这一错误主要表现为:新黑格尔主义者将思想、观念确立为现实的本质和现实运动的根本动力,并认为通过改造思想、观念(宗教的、政治与法的)即可根本地改造现实。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并对思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做出了全新理解和阐释。这样的阐释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系统的表述。   在这次系统表述中,“思想”与“现实”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关键词,而两者关系问题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最宏大和最基本的主题。说它“宏大”,是因为对这一关系的阐释内在包含了对其他诸种重要关系的阐释;说它“基本”,是因为这种阐释集中表现了马克思最基本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立场。这也使得这种关系成为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基本主题。   对于如何理解马克思对思想与现实关系的阐释,理论界主要有这样两种观点: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知识社会学观点。前者认为,马克思的阐释是从本体论(谁决定谁)和认识论(是否正确反映)方面对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关系的分析;后者则认为,马克思的阐释是对思想生产的一般社会学条件和过程的经验研究。在我们看来,上述两种观点都没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作为“具体整体”来把握,都没能深入分析“思想”现象的意义结构,因而无法准确完整地把握马克思对思想与现实关系的阐释。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尝试从一种特定的解释学视角来透视马克思对两者关系的阐释,以期更准确地把握这种阐释。   一、作为解释对象的“思想”   我们知道,解释学理论的发展可以分为多个阶段,但这些阶段实质上并不是连续的,而是分别对应着指向解释问题的不同进路。与之相应,“解释学”(hermeneutics)这一概念也是多义的且无法相互融贯。在《诠释学》一书中,帕尔默曾归纳了“解释学”的六种定义,分别是:(1)圣经注释的理论;(2)一般的语文学方法论;(3)所有的语言理解之科学;(4)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基础;(5)存在和存在论的理解之现象学;(6)既是恢复性的又是反偶像崇拜的诠释体系。〔1〕这六种定义分别对应着透视解释问题的不同理论视角,代表着考察解释学的不同立场。这就提出两个问题:当我们说要从解释学的视角或立场上透视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现实”之关系时,这种解释学是何种意义上的解释学?从这样的视角去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主题是否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   我们采取的解释学进路是第六种意义上的解释学。这种意义上的解释学是保罗·利科提出来的;选择这种视角的合法性可以从保罗·利科对马克思思想的看法中得到保障。不同于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保罗·利科在定义解释学时,将对文本的解释视为最核心的规定性要素,而在他那里,文本是指“象征符号”(symbol)或“多义的符号”。象征符号是指“任何意指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一个直接的、原初的和字面的意义附加地指示另一个间接的、从属的、形象化的意义,后一种意义只有通过前一种意义才能被领悟。这种对双重意义上的表达进行限定便确切地构成了解释学领域”。〔2〕与之相关,“我打算赋予解释与象征符号一样的外延。我们将说,解释是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在于对隐藏在表面意义中的意义加以辨读,在于展开包含在字面意指中的意指层次,……哪里有多重意义,哪里就有解释,意义的多重性也正是在解释中变得明显起来。”〔3〕   按照保罗·利科的理解,作为解释对象的文本不是单义而是多义的符号,即它不仅有着表面的连贯一致的意义,同时还具有更深层的但被表面意义掩蔽的意义。解释就是透过表面的意义揭示深层的意义,而解释学就是在解释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技术、规范和理论体系的综合。这种意义上的解释和解释学是“怀疑的训练”,是揭露伪装、祛除神秘、打破偶像、重建“真实”的理论实践。   有哪些思想或思想家可以代表这样的解释学呢?保罗·利科认为,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的思想是这种解释学最具代表性的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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