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政区变动背后问题一种研究取向稍适梳理.docVIP

历史政区变动背后问题一种研究取向稍适梳理 　　内容摘要：近年来在历史政区的研究中，特别是在明清民国的政区研究中，对于政区变动过程及原因探讨的成果大为可观。本文在结合读书过程中的思考，尝试对这一研究范式进行一番梳理，对其产生的渊源、特点和原因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历史政区 谭其骧 政区调整 微观与宏观 　　本文选题缘起于2015年10月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上读到一篇名为《武则天设置北都时间及其背景考辨》的文章（下称“齐文”），该文在阐明背景以辨析设置北都时间的两种说法之时，作者谈到：（武则天）“援引周王朝畿存千里之制，以神都洛阳为中心，进行了王畿之地的构建，把洛阳周围的临近诸州都纳入了王畿的范围之内……形成了以河南为中心的一个非常广阔的地域范围。”同时“武则天对原来李唐的关中京畿之地进行了强力分割与削弱，与构建武周王畿之地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1]在读到此文章之前，由于刚做了有唐一代雍州与洛州辖县沿革的梳理工作。故而在读到此处之时，颇能领会其意，同时亦解答了我在此梳理工作中的一些困惑。在做此项工作时便发现，雍州在天授二年时，突然分出鼎、稷、鸿、宜四州17县，常态为辖县20多个的雍州，此时仅领有7县。而几乎于此同时，东边洛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由于当时入学不久，见识皆浅，在梳理工作时多注重的是一州一县的析置省并的考证，至于“为什么”的问题还未能入手。故而在遇到此一问题时亦未能跟进以解决自己的这一困惑，亦未曾将其至于整个武周革命的大背景中加以考虑。但上述的这一变化却是在做完此番梳理工作后印象较深的，自此之后，方才切实的体会到政区类的文章像这样去写或更为着实有趣。在简单的沿革复原后，多问一些为什么，做一些变化背后动因的研究。本文尝试结合读书过程的思考，稍微梳理这一研究取向的来源及原因。 　　一.研究范式的文献综述 　　由于齐文论题所限或是由于唐代史料相对较少，关于这一问题虽有如面春风之感，但仍觉意犹未尽。之后便去搜罗了一些诸如此类探讨政区省并背后动因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过程的文章来，读到的第一篇文章便是乔素玲的《基层政区设置中的地方权力因素――基于广东花县建县过程的考察》[2]（下文简称“乔文”）。以往的政区地理对于行政建制的研究，多注意其结果而很少注意到变化过程。广东花县原为数县交界地带，从明中期开始，当地不断出现要求建立新政区的呼声。方案有建直隶州、建镇、建县三种，历经150年直至康熙时才最终建县。乔文分明中叶、明末、清初、最终建县4个阶段讨论了国家与乡绅对政区建制的分歧，说明乡绅意志最终通过政区设立得到体现，以此花县一例反映出了地方权势对国家决策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而后又拜读了徐建平的《互动：政府意志与民众意愿――以民国时期婺源回皖运动为例》[3]一文，徐文从政治地理的角度，利用大量地方志及档案资料，生动的复原了婺源县改隶江西省的全过程，展现了县级政区变动过程中自然、行政、文化、经济等各类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还有张伟然的《归属、表达、调整：小尺度区域的政治命?\――以“南湾事件”为例》[4]一文，该文以南湾乡为例探讨小尺度区域在政治隶属关系变化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个人等多种因素的相互影响。谢??的《清代江南苏松常三府的分县和并县研究》一文考察了从清初至民初苏松常三府由分县到并县的政区变动与地域交融过程，指出了政区不是虚空的王朝经野符号，而是真切的地域社会要素，在历史进程中以不同形式填充着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5]。诸如此类以政区诸要素为平台，研究区域社会史的论著还有很多，如胡英泽的《河道变动与界的表达――以清代至民国的山、陕滩案为中心》、冯贤亮的《明清中国地方政府的疆界管理――以苏南、浙西地域社会的讨论为中心》、杨伟兵的《清代前中期云贵地区政治地理与社会环境》等，此不备述。 　　二.谭其骧先生的首倡 　　然而在读大量此类文章之时，又有这么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即这一研究思路源自于谁？这样的研究理路不失为较好的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向，正如周振鹤所倡导的做政区变动背后“所以然”问题的探讨亦即将政区地理的研究上升至政治地理的高度。然而在排除周先生后，又是哪位大家境有如此的灵感呢。当读到胡恒的《关于清代县的裁撤的考察――以山西四县为中心》一文时，这一疑惑才得以释然。胡文在梳理清代山西裁撤清源、平顺、马邑、乐平四县的行政运作过程之前，在回顾这一研究思路的学术史时，明确说道：“政区地理研究较多注意新县设置与地区开发之间的紧密联系，谭其骧始发其说而最具概括意义，‘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于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可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故研求各县之设治时代及其析置所自，骤视之似为一琐碎乏味的工作，但就全国或某一区域内各县作一综合的观察，则不啻为一部简要的地方开发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