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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在城中村治理中价值与实践 　　摘要： 城市化加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使城中村及村转居社区治理面临许多新挑战。一方面，该区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呈集中多发态势，另一方面，城中村居民自主管理、民主法制意识和利益诉求在不断提升，而基层政府管理体制和工作方法却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致使社区治理绩效难以达致理想状态。因此，探寻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衔接互动的最佳结合点，成为理论和实践的难题。协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城中村治理中实现政府与村（居）民良性互动的要求，同时也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公共参与机制和协商沟通机制。鉴于目前基层协商机制运行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故应着力于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协商主体能力的培养，以切实推动城中村社会治理改革创新。 　　关键词：协商民主；城中村治理；基层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3-0122-05 　　在城乡基层治理中，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是发展基层民主政治不可回避的课题。特别是在问题如麻的城中村，开发治理资源，寻求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结合点，是新形势下发展基层民主的客观要求，是全面深化政府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协商民主模式的引入，在拓展基层政府与自治组织对接渠道的同时，更能让城中村的行动主体自主、自愿、平等地组织起来，通过听证议事等方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协商和讨论，以达成城中村居民广泛接受的共识，从而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的有机结合。 　　一、城中村治理与协商民主的理论契合与现实对接 　　协商民主理论是一种民主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利益相关方在自由、平等和公平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讨论和审议等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和进行公共决策。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非公共管理合法权利的唯一源泉，强调多元主体、多向权力、协调互动、资源共享。也就是说，治理意味着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自觉、自愿的持续互动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1]。乡村治理是以村民自治或居民自治为基本方向的，乡村治理中的协商民主是平等自由的村民或村民组织在基层民主过程中，以公共理性为指导，通过讨论、对话和交流、说服他人或者转换自身的偏好，达成多元共识，从而使村民自治逐步演变成以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监督为核心，以“对话、协商”为特征的乡村治理模式[2]。城中村村（居）民通过多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包括村（居）民议事制度、乡规民约评理会、信访听证会，各种社区居民论坛、民主恳谈、民意调查、理财会，包括村民通过参与领导接待日、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进村社等渠道进行政策建议与利益表达，甚至更多地把民主协商制度引入村（居）民大会、村（居）民代表大会和村民小组会议，使之成为村民更广泛地参与城中村公共事务的公众论坛。借助以上各种协商形式，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城中村治理与协商民主在理论内涵上高度契合，成为促进基层行政管理与村社自治组织衔接互动的桥梁和纽带，成为促使乡村社会走向民主治理的最佳途径。这种现实对接的价值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城中村治理失效迫切需要民主协商机制的引入 　　城中村指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农村，早已撤销了乡村行政建制，改成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管理，村民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地区。城中村较之于传统农村社会矛盾最突出、最集中、最复杂，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中村形态各异，有尚未改造的，正在改造中的，改造完成回迁的。不同形态的城中村社会管理的对象、内容、特点存在很大差异。改造前的城中村主要面临治安卫生和村民自治问题；改造中的城中村则因拆迁补偿、安置方式、回迁延期、过渡费用等问题，不断引发农民上访，甚至封门堵路静坐示威；回迁安置以后形成的村改居社区更为复杂，这期间的问题更具挑战性，包括农民生计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征地拆迁遗留问题，集体经济体制问题，社区管理问题，等等。从各地方的情况来看，城中村民众理性表达越来越少，非理性和情绪化表达越来越多。当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行为得不到正常的认同与回应，达不到预期效果时，相同的利益会使他们结成利益共同体，选择大规模的集体上访，甚至直接付诸暴力手段，由此导致公民与政府间无法合作与对话，更谈不上良性合作与理性对话了。 　　协商民主在尊重不同利益群体平等地位、充分反映不同群体的意见、促进沟通对话和理解等方面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3]。城中村治理中引入协商民主，有利于将农民群众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纳入合法有序轨道，通过搭建平等对话、多方参与、共同理事的平台，把街上闹事引导到会议桌前议事，在理性对话中实现利益均衡，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诉求，消化异见，解决异议，使强者的理由被修改，弱者的理由被重视，在分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