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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时代中国电影文化审美反思 　　摘要:作为图像时代主要代表之一的电影,因其可视的影像对以纸质媒介为载体的文学的倾轧和替代而引发了一场艺术的革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它以强大的生命力冲击着文学阅读的同时,电影自身的审美转向也正在悄然来临。如果说,传统电影的图像是为了叙事的需要,而现在,图像已成为电影的中心。观赏性、愉悦性的影像奇观成为电影的主要追求。但是,图像的独裁无论走多远,也不应该离开精神的家园。如何走出影像的误区和图像的霸权,给予观众深情地看的影像并引导观众深情地看,是中国电影文化寻求发展的一条可行之路。 　　关键词:图像时代;电影;视觉文化;叙事;影像 　　中图分类号:J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1.009 　　 　　 “世界图像时代”是海德格尔在20世纪提出的一个文化现象的预见性论断,如今,视觉文化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成为活跃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审美图景。当代学者周宪在《视觉文化的转向》一书中指出:“当代文化不但体现出高度视觉化的特征,而且是一种普遍视觉化,这就意味着视觉化对非视觉化领域广泛而深层的‘殖民’。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并不是视像(或形象、图像、影像等)本身,而是‘世界被把握为图像’。”[1]7的确,在视觉文化突显的时代,文学的叙事被瓦解了,具有强烈冲击力的画面和过分渲染的色彩扮演了重要的视觉传递符号。 作为图像时代主要代表之一的电影,因其可视的影像对以纸质媒介为载体的文学的倾轧和替代而引发了一场艺术的革命。丹尼尔#8226;杰#8226;切特罗姆曾经指出:“电影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关键的文化转折。”[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它的羽翼逐渐丰满,并且以强大的生命力冲击着文学阅读的同时,电影自身的视觉转向也正在悄然来临。 　　 　　一 　　 　　从电影自身的发展轨迹看,除了视觉形象的独特性之外,它同时还兼具文学的叙事功能。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学性曾经是电影的重要特征,是电影存在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对白、画外音、剧本和情节的逐渐深入中,叙事电影曾经是电影话语模式的主导形态。 　　在叙事电影中,它的最大功能就是把故事讲精彩。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它主要的叙事方式是对电影情节的精心处理和安排,运用蒙太奇、画外音、长镜头等电影手法,把不同的素材和画面组合成一个完整体,通过前后关联的逻辑与因果关系,传达出特定的意义,产生出戏剧性、文学性的效果。其中,所有的画面与图像服务于故事发展的逻辑,其目的是让观众沿着它的叙事进入到故事的情境中去。正如周宪所言:“叙事电影的艺术魅力来自于画面本身的叙事逻辑所产生的认知意义上的理解或愉悦,而不是直接来自于电影画面表层的视觉效果。”[1]249总体而言,叙事逻辑主宰着电影的画面构成和视觉效果,视觉技术服务于隐含在画面背后的叙事主题。 　　在我国,20世纪30―40年代的许多黑白电影,其叙事主题十分突出。无论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展示的史诗情怀,《万家灯火》呈现的伦理魅力,还是《乌鸦与麻雀》体现的喜剧效果,均表现出文学叙事的审美特征。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例,影片采用章回小说的结构方式,将巨大的时空跨度中众多的人物形象,庞杂的各类事件有条不紊地组合成一幅历史的画卷。影片同时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叙事模式,把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集中在一起,以主人公张忠良为中心,分三条线索展开叙事。电影借助深情的音乐,特写的镜头,唯美的对白,精心设计的春水、月亮等自然形象,使影片呈现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作为叙事电影的经典之作,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电影的面貌。 　　新中国成立以后,叙事依然是电影的主旋律,由于过于强调思想文化的高度统一与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电影的叙事以简单直接的方式传达出英雄主义的颂歌和家国梦想的宏大主题。作为寓教于乐的最佳载体,电影在光影叙事中,承传着传达主流意识形态及引导观众的历史重任。从1949年到1979年,绝大多数的电影人都汇入到战争叙事的洪流中去,形成中国电影最为宏大的战争片高峰。在崇山峻岭、林海雪原、茫茫大漠、古道小城等自然景观的衬托下,上演着一幕幕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传奇,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叙事风格和影像记忆。 　　1979年开始,由于特殊的机缘,第四代导演的叙事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化的主题和崇高的理念,导演的内心体验和个人情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种相对抽象的、诗意的、诉诸人性情感的人文主题之门被徐徐推开。以《城南旧事》为例,影片虽是以精巧的艺术构思获得了国内外的各项大奖,但其真正的艺术魅力在于将“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3]这种情绪基调与时空浮现的叙事策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导演吴贻弓把这种叙事称为“叙述上的重复”[3],实际上,这是叙事策略与主体意识的一次完美结合,是以电影语言的表达方式对思想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