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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针对农民群体角色转换认同研究综述 　　[摘要]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和人群流动性的加剧，农民群体这一本应与土地密切相连的群体正面临其自身最具时代性的阶层变迁和角色转换。随之而生的是一系列的以农民群体作为核心而辐射开来的群体社会行动的变革乃至更大层面上社会结构的变迁。这一现状引起了国内各学界的重视并展开相应的分析和研究。其中，针对农民群体角色转化这个中心问题，不同学界的众多学者选择了“认同”这个较具社会心理学意涵的切入点进行了深入剖析。本文基于此，将近年来各界学者针对农民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角色转换期所展开的认同研究进行一个对比分类的研究综述。 　　[关键词]农民群体 角色转换 社会认同 自我认同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0-0132-02 　　中国，自古为农业大国；国民，上数三代皆为农民。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的快速进程，“农民”这一曾充满脉脉温情的称谓正悄悄地改变了它原有的意涵，慢慢作为一个弱势的群体代名词并成为社会变迁过程中一个无法被忽视的问题性因素。不同学科领域的中国学者将农民群体，特别是农民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和必须应对的各种客观性转变（身份地位、社会角色、社会行动等）作为研究对象，并借此对整个社会的变迁做一个深入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将“认同”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并试图去解释面对各种转变的农民群体在心理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相互关联和影响。围绕这一主题，本文将国内学者此系列的众多研究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与综述，以期在前辈分析的基础上找到可应用于本研究的理论与实证的基础。① 　　一、研究的现实背景 　　（一）加剧的城市化进程 　　自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和城市的迅速扩张引出社会宏观层面的一系列变革，并由此衍生出多样化城市发展。在这样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群体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多重的冲击，原有的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所以，国内众多将农民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都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去探讨农民群体从心理认知到行为模式的各种变化，尝试交互地探寻一条适合中国本土的社会治理之路。在划分具体的城市化模式时，不同学者又各有关注。如，关注由于商业化改革和商品房扩张过程中，村落变社区、农民土地被用或高或低的价格所购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断裂，农民群体的社会角色或主动或被动地发生了转变。（李倩，2014；杜丽霞，2012；郭玲霞，2012；刘晖，2011；吴康明，2011）另有学者关注在“城中村”改造中，农民群体所发生的角色转变；并以此为中心研究农民群体的行为和认知。（徐斌 孙轶群，2011；杨艳斌，2011；贺建平 刘娟，2008；黄志强，2008）还有学者更加关注在政府政策性建设的背景下，在修路、建桥、?V区重工业区水治理区由于大量迁移而引出的农民身份的转变其相关的认同研究。（陈砚国等，2008；刘志伟，2007；周孝等，2006；吴来云，2005；唐利平，2005） 　　（二）加快的社会流动 　　社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户籍约束的减弱也大大增加了横向社会流动的可能；新生代农民对知识的重视和独有技术的增强，也促成了一大批农民的纵向社会流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群体也悄然地进行着自身群体的转变。关注这一方面的深入研究也日益取得了更大的话语权。（黄建新，2012；李培林，2011；许传新，2007；胡玉萍，2007；彭远春，2006；王毅杰 倪云鸽，2005；王春光，2001；唐斌，2002） 　　二、研究的对象群体 　　在进行具体的研究对象选择时，“失地农民”和“农民工”成为高频出现词汇。但这样的称谓并不十分确切，理论界将由于与土地的联系减弱或丧失而发生角色转变的农民群体区分性的界定为“主动城市化群体”和“被动城市化群体”。“流动农民的城市化行为选择可以称之为‘主动城市化’。失地农民的城市化行为选择则是‘被动城市化’；从个体的角度而言，前者的城市化是个人的自愿选择，后者的城市化是政府的安排而不论其是否愿意。前者符合市场自由选择的逻辑，可谓‘主动城市化群体’，而后者遵循政府行政主导的逻辑则可视之为‘被动城市化群体’”。② 　　（一）关于主动城市化群体的认同研究 　　1.从宏观的制度层面入手，讨论“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制度合法性困境和来自于制度层面的认同障碍。（贺雪峰，2006；李超海 唐斌，2006；陈映芳，2005） 　　2.从农民群体自身入手，探讨其在主动城市化过程中，在完成横向或纵向的社会流动时主观认同和认同行为的产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农民群体在完成从“村民”到“市民”角色转换过程中的主动性转变，尤其是从各种选择行为（择业、择偶、继续教育、消费、子女教育等）的认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