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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价值合理性与缺憾 　　摘 要：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是从其交往行为理论中引申出来的一种现代伦理范型，其研究范围严格限于实践理性的道德应用方面，因而体现了义务论、形式主义、认知主义、普遍主义的特征。其重大意义在于重申了理性价值，不但批判了道德怀疑主义、道德情境主义，而且有力地回应了后现代思潮所带来的道德虚无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但话语伦理学并非完美无缺，体现了程序化、理想化的局限性。 　　关键词：交往行为；话语伦理；普遍主义；怀疑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1.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4－001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CZX024） 　　作者简介：汪怀君（1978￣），女，山东临清人，博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诊断结果，它揭示了西方世界不健全的、走向异化的交往对构建合理的社会关系的阻碍性与破坏性，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的理论构建就是寄望于通过恢复整全的、自由平等的交往来实现和谐的人际关系。然而，仅仅从理论上阐释交往行为的合理性是不够的，它必须在实践生活中为人们的对话与交流提供赖以遵循的原则与规范，才能够获得现实性，从而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并重塑人的精神世界。哈贝马斯正是在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上，以普遍化原则与话语原则为核心建立了他的话语伦理学。话语伦理的基本原则突出了实践理性的道德应用方面，因而体现了义务论、形式主义、认知主义、普遍主义的特征。话语伦理是认知主义的伦理学，它一方面批判元伦理学的怀疑主义，坚持价值规范“类似于真实性”的真理性，这是当代西方伦理学向规范伦理学回归的过程中，道德普遍主义的又一次强力张扬；另一方面，话语伦理学所坚持的道德普遍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的道德虚无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的挑战过程中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一、实践理性的道德应用 　　话语伦理学建构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而这种实践理性是康德伦理学意义上具有意志自由的自主自律的现代人的一种能力，但它并非孤立主体内心独白的产物，而是主体间实践交往所培育的共同理性。哈贝马斯认为，实践哲学的讨论一直是从三个来源中汲取营养，即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功利主义和康德的道德理论。话语伦理也是如此，它既吸收了黑格尔理论中对绝对命令主体间性的认可，又无须将普遍性的道德消解于具体的德行之中。话语伦理力主正义与团结之间的内在关联，但又本着康德的精神。因此，话语伦理沿袭着康德的传统，通过一种狭义的道德概念关注正义问题；无须忽视为功利主义所正当要求的对行为后果的评定；也无须将古典伦理学所强调的有关善的生活的问题从商谈中排除出去。话语伦理涉及了实践生活中实用的、伦理的和道德的各层次的问题。哈贝马斯从“我应当做什么”这一问题入手，从合目的性、善和正义的角度，认为实践理性的应用包括实用的、伦理的、道德的三个不同层次。[1]（P541） 　　哈贝马斯认为人生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类问题可分为三类：或者是实用性问题，即寻求什么是合目的的、最有效的；或者是伦理性问题，即思考什么是善的、好的；或者是道德性问题，即研究什么是正义的、普遍性的。首先，实践理性在实用方面的应用体现在对具体生活问题的思考及其决断。实践思考在目的合理性的视域内，目的在于寻求合宜的技术手段、战略或方案。在这个范围内对“我应当做什么”的解答，是选择以一定价值或目标为依据的目的合理性行为。其次，实践理性在伦理方面的应用体现在对一个人的好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我应当做什么”便指向了“我是谁？我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当人们对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有了清晰的认识之后，所作出的行为选择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从整体上看都是“好的”。重大价值以一种生活方式的最高的善为取向。最后，实践理性在道德方面的应用体现为当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发生利益冲突时所主张的公正态度，也即当人们一旦对自己的准则与其他人的准则之间的一致性进行检验，就采用了道德的视点与观察方式。准则构成了伦理与道德的交接面，从伦理的角度看，所检验的是一种准则是否对“我”有好处并与场合相适应；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所考虑的是一种准则能否作为普遍的法则为所有人所遵守。 　　总之，当实践理性是从合目的性角度得到应用时，它所针对的是根据目的合理性原则行动着的主体的意欲；当它是从善良的角度得到应用时，它所针对的是真实地进行着自我实现的主体的决策力；当它是从正义的角度得到应用时，它所针对的是具有道德判断能力的主体的自由意志。[2]（P550）这三个层次由低到高，在道德领域充分体现了人作为理性存在的意志自由。哈贝马斯区分了道德与伦理，但他与黑格尔所主张的伦理高于道德不同，而是认为道德高于伦理，道德具有普遍性，伦理具有相对性。道德必须从“普遍的他人”出发，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