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业三十年感怀——《书海巡舟》后记.docVIP

我与图书馆 从业三十年感怀——《书海巡舟》后记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钱承军 时光匆匆，岁月如梭。屈指一算，我在南京师范大学这所百年老校图书馆工作已经整整三十年了。常言道：“人生不过百年”，抑或“三十而立”，可见这三十年在人的一生中占据了多大比重！聊以自慰的是，自己虽不才不敏无大建树，却总算未虚度光阴。应该说，能够在高校图书馆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留下些许文字，且汇集成书正式出版，这不仅是对自己图书馆职业生涯的回顾、总结和最恰当的一种纪念方式，同时也是向各位前辈和同仁切磋、讨教的一次学习交流机会。 说来可笑，我小时候的至爱和向往是一望无际、波涛汹涌的蓝色海洋，因而总憧憬着长大后能当上一名国际海员，跟随着巨轮在海上乘风破浪，无拘无束地周游世界。或许是真的与大海有缘吧，1976年底，18岁的我有幸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海军战士，来到祖国的东部海疆服役，算是与儿时的梦想搭上了点边。1980年底，服满四年兵役，脱下水兵军服的我，怀揣着人事部门的介绍信，来到历史悠久的南京师范学院（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报到。真没想到，刚刚离别朝夕相处四年的东海，竟又闯入另一片完全陌生的海域，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此“海”非彼“海”也，书海茫茫，何以为舟？从一个整天操枪弄炮的海军战士突然变成一个终日泡在书海里的图书管理员，这种实属“弃武从文”性质的“转业”，其角色转换之大，过程之艰难曲折，个中酸甜苦辣之滋味，恐怕也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了。 众所周知，作为一名称职的图书馆员，必须具备一定的图书馆学专业基础知识和其他学科的一些专业知识。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青年人来说，由于小学、中学时代均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动乱中度过，文化底子薄恰恰是我们这代人与生俱来的一种难以弥补的缺陷，加之我又因当兵而失去了“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上大学的机会，故而在工作中与那些时代的“天之骄子”们相比，深深感到自己在文化水平及专业知识方面的先天不足与实际落差。怎么办？怨天尤人显然无济于事，而临阵退缩当逃兵更有悖于咱革命军人勇往直前之特性，唯一的办法就是知难而上，横下一条心，立下一个字：“学”！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工作伊始，时逢“南京师范学院夜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以下简称“专修科”）成立，我虽然错过了入学考试而未能成为首届学员，但经请示有关领导并同意后，却能作为“旁听生”得以跟班上课，并于次年通过入学考试取得了正式学籍。正所谓“学海无涯苦作舟”， 在专修科学习的三年里，除了要正常上班忙于工作，我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上课和自习上面，没有周末，也没有周日，更没有花前月下。说实话，与那些三、四十岁、拖儿带女的“老”同学相比，我的困难还真算是小巫见大巫。那些学哥学姐们下班或课后需得家务、学习两不误，往往是人在灶前一手拿锅铲，一手捧书本；或一边洗衣服，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地背外语，等到一切家务忙完并安顿孩子睡下后，方能定下心来坐在昏暗的灯光下苦读至深夜。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有一次周日上课时，周爱娟同学（原江苏教育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因过度紧张和劳累在课堂上突然晕倒在地而引起一阵慌乱的情景；另一次，有位女同学（名字已忘）在一天晚上下课后的归家途中，因月高风黑，路况不好，又急于赶路，不幸横遭车祸，在送医院后不治身亡。忆往昔，这一幕幕令人难忘，甚至令人心碎的场景，实为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高等成人教育的一幅幅真实写照，怎一个“苦”字能说得清道得明？ 专修科最初是由在宁五所高校（南京医学院、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农学院和南京工学院）和江苏省图书馆学会联办的，夜校负责人、任课教师及教务人员均来自这些单位。雄厚的师资，严格的管理和良好的学风，使得专修科的教学质量始终保持着高水平状态，一点也不逊色于同专业性质的全日制专科学校。在夜校里，我们不仅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且能学有所长，学以致用。如我所在的81（2）班，同学们大部分来自省、市级公共图书馆、各高校图书馆和科研所图书馆，毕业后大都成为所在馆的业务骨干，有的还成为业内公认的专家，评上高级职称或担任领导职务的也不在少数。据此而言，我们这批学员也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生不逢时”到“生正逢时”的转换过程。究其原因，一是离不开国家已步入改革开放正轨的大环境；二是得益于江苏图书馆界一些前辈们在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方面的重要贡献。如今，每当我们这些年过或年近半百的同学欢聚一堂，回首往事，提及当年专修科的一些创办者和授课老师们，如汪长炳（前南京图书馆馆长）、卢子博（前金陵图书馆馆长）、吴观国（前南京医学院图书馆馆长）、赵国璋（前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王可权（前南京航空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徐竹生（前南京大学英语教师）、李一培（前专修科教务员、班主任）等前辈们时，心中仍充满尊敬和感激之情。一日为师，终身受教，没有他们的勇于开拓和无私奉献，就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