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流通业外部性对城市圈集聚影响效应检验.docVIP

商贸流通业外部性对城市圈集聚影响效应检验 　　内容摘要：本文以长三角城市圈、珠三角城市圈和武汉城市圈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商贸流通业外部性对城市圈集聚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商贸流通业能通过密度渠道，对城市圈经济集聚产生显著的外部性，但是无法有效通过商贸流通业规模渠道和结构渠道来发挥对城市圈经济集聚的外部性作用。 　　关键词：商贸流通业 外部性 城市圈 集聚 　　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以长三角城市圈、珠三角城市圈等城市圈为代表的局部区域经济集聚不断显著，经济扩散效应进一步得到发挥。在城市圈不断集聚式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经济的集聚无疑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产业规模扩张、产业内部组织不断优化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对外部经济产生外部性，从而推动一定区域经济集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先导产业的商贸流通业，其外部性对经济集聚很可能产生较大的辐射力。 　　目前，经济集聚的研究已是一大热点，国内外学术界曾有不少学者对此领域进行研究，代表人物有刘伟巍、杨开忠（2012），陶永亮、李旭超、赵雪娇（2014）等，重点研究对象集中在产业经济集聚的特征及影响因素、区域经济集聚的外部效应等方面。与此同时，商贸流通业外部性的研究也不断增多，其中Feder（1982）提出了专门用于测度产业外部性或者溢出效应的模型（简称Feder模型），为未来学者进一步研究产业外部性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框架。 　　虽然学术界对经济集聚效应或商贸流通业外部性单方面的研究较多，但能够系统研究商贸流通业的外部性对经济集聚效应影响的文献比较少见。基于此，本文以商贸流通业外部性为视角，以国内重点城市圈为对象，实证研究我国商贸流通业外部性对城市圈集聚效应的影响，为学术界今后的继续研究以及政府战略决策提供较为可靠的支撑。 　　模型设计、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计 　　根据Glaeser等人（1992）的研究，一个区域的经济集聚水平主要由该区域经济水平、城市化水平和人口集聚规模等决定，而人口的集聚尤其是就业人口的集聚，从极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区域的经济集聚。基于此，本文以就业人口集聚来衡量城市圈经济集聚水平。 　　以全要素生产率模型为框架，对本文的模型进行设计。设对于城市圈中的城市而言，竞争性企业的从业人数为Nt，并假定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等于其获得的实际工资率wt。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指标选取。对式（4）中涉及的变量进行指标选取： 　　Nit表示第i个城市在t时期的就业人数，从t年的从业人员总数表示。相应地，Ni0表示该城市在基期的从业人员总数。wit表示第i个城市在t时期的工资水平，用t年的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表示。相应地，wi0表示该城市在基期的从业人员平均工资。Scaleit表示第i个城市在t时期的商贸流通业规模，用t年的商贸流通产业增加值表示。这里，商贸流通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两大行业。Structureit表示第i个城市在t时期的商贸流通业的结构，本文采用第i个城市在t时期的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的销售总额与该城市当期的工业总产值之比表示。Densityit表示第i个城市在t时期的商贸流通业密度。根据Atonio和Robert（1996）的研究，一个产业的密度可以用单位用地该产业的产出水平来衡量。因此，第i个城市在t时期的商贸流通业密度可以用该城市当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该城市的国土面积之比来表示。 　　2.数据来源说明。本文选取1999-2012年我国长三角城市圈、珠三角城市圈和武汉城市圈所有城市的面板数据。其中，长三角城市圈以上海市为中心，由沿江城市带和杭州湾城市群组成，共包括上海市、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镇江市、扬州市、南通市、盐城市、泰州市、淮安市、杭州市、宁波市、金华市、嘉兴市、湖州市、绍兴市、舟山市、台州市、衢州市、合肥市和马鞍山市共23个城市。珠三角城市圈以广州、深圳两市为中心，包括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惠州市、东莞市、肇庆市、佛山市、中山市、江门市共9个城市。武汉城市圈以武汉市为中心，包括武汉市、黄石市、鄂州市、孝感市、黄冈市、咸宁市、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等共8个城市。以上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各地区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及国研网数据库。 　　实证检验 　　根据计量模型式（4），实证检验商贸流通业外部性对城市圈集聚的影响效应。由于本文选取的是1999-2012年我国长三角城市圈、珠三角城市圈和武汉城市圈所有城市的面板数据，根据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回归的基本方法，首先要对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效应进行判定。对于式（4），本文分不加入虚拟变量和加入虚拟变量两种情况分别进行回归分析。通过面板数据Hausman检验，两个模型的Hausman值相伴概率均为0，因此拒绝随机效应模型。由此，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