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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法律规则说贡献与启示 　　摘要：哈特作为新实证主义的法学代表，立足于英国的司法现状提出了著名的“法律规则说”。该学说得以提出是在批判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基础之上，并运用日常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而形成的。哈特从规则的“内在方面”阐述了义务的真实含义，区分了“被迫”与“义务”的概念，从而厘清了“法律命令说”的错误。文章认为该学说的主要贡献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即引入语言哲学新方法、采取内在观点新视角、激发论战与回应、倡导法治国家的规则之治，其理论贡献对于我国法制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法律规则说；语言哲学；内在观点；规则之治 　　作者简介：孙育玮(1948―)，男，黑龙江绥化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法理学、法社会学研究；冯静（1983―），女，河北邯郸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法学理论专业研究生，从事法理学、法社会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9）03-0071-05收稿日期：2008-12-20 　　 　　哈特著名的“法律的规则说”即法是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相结合的体系。初级规则科以义务，要求人们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而不管他们愿意与否；次级规则授予权力，包括公共的或私人的，其中承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分别用来弥补初级规则体系中的不确定性、静止性和无效性的缺陷。这一理论的提出迎合了当时西方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促进了西方法学的发展，把分析法学乃至整个西方法理学引领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当今，在我国不断推进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不但需要立足本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充分挖掘和利用本土的有利资源，而且需要积极合理地吸收和借鉴西方法理学的优秀成果。哈特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一、引入语言哲学新方法 　　 　　（一） 引入语言哲学产生国际影响 　　哈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下，敢于突破惯常思维模式，富有独创性地将语言哲学融入法学，把法哲学与一般哲学思想的主流一体化，把当代语言哲学的方法用于法哲学问题的研究。他大胆地反对下定义的方法，并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新范式，这些创新在当时社会恐怕是石破天惊的举动。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工作奠定了当代英语世界和其他国家法哲学的基础。他在牛津和其他地方的教导，鼓舞了大批年轻的哲学家满怀大丰收的合理期望转向法理学”［1］（序言）。在哈特之后，许多学者都是站在其研究范式基础上进行法理学思考。哈特的弟子拉兹和麦考密克则直接继承了哈特的法理学的主要思想，使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经久不衰。此后的后现代法学也深受哈特的启发，“法学领域中合理世界的模式的决定性动摇是由H.L.A.哈特造成的”［2］（P404）。 　　（二） 引入语言哲学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法律本身的理解 　　哈特通过语言哲学的观念和方法，使法理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成为了有着哲学依托的“科学”，从而让我们在认识到法律本身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和社会现象的局限性的同时，也理解了法律世界本身的独立性和意义所在［3］（P201）。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对法学理论中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谜团用语言分析的方法进行了厘清和重构，语言分析是通过分析语言的要素、结构，考察词语、概念的语源、语境和语脉，来确认、选择或给定词语、概念的意义，而不是抽象地、武断地直接给词语、概念下定义［4］。哈特运用这种日常语言分析来解决法学基本问题，把法学研究带回到了具体生活中。在此基础上，哈特仔细考察并重新确立了权利、义务、法人、责任等一系列法律语词，从而再次明确了法理学的研究范畴。由此，他创造性地提出语言的“开放结构”、“意思中心”及“灰色地带”等内容［5］（P1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意义已不再是先定的，而是在使用的行为之网中才得以显现。语言也从以前的意义载体转变为一种言语行为。在此基础上，认识论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有的是与应当的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重新建立在对语言应用的描述上来［6］（P187）。针对“开放结构”，德沃金认为，在法律的阴影区域也只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他通过“建构的解释学”理论来解决法律的阴影问题［7］（P22）。此后，德国学者阿列克西沿着哈特与德沃金的路径，关注司法裁量问题，提出了著名的“法律论证理论”，成为时下国际法理学的热点问题。可见，哈特的法理学研究路径是这样的：将语言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法学研究之中，从而促成了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正是这种转换，奠定了哈特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法理学界的学术地位。引入语言哲学为法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并导致了法学研究的真正的后现代转向：传统法律王国的信念被打破了，法学语言的话语神秘被消解了。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社会里，“语言学转向”这样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