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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布鲁姆与浪漫主义诗学关系探讨 　　摘 要：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与浪漫主义诗学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通过辨析其批评理论中具有浪漫主义诗学内涵的关键词，比较其“焦虑说”与哈兹里特和基布尔“宣泄说”的内在关联性，以及他对莎士比亚的认知与评价中所表现出来的诗学观，可以看出布鲁姆批评理论的深层内涵与浪漫主义诗学内涵是同质的，是对浪漫主义的框架性继承与发展。对布鲁姆与浪漫主义诗学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梳理布氏批评理论的发展脉络，从新的视角审视其“影响-误读”理论和文学经典观，进而深化对布鲁姆批评理论特质的认识。 　　关键词：浪漫主义诗学；焦虑说；宣泄说；框架性继承 　　作者简介：屈冬，男，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南昌师范学院外文系教师，从事当代西方文学理论、英美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2-0106-06 　　在布鲁姆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中，其与浪漫主义诗学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实际上，在布氏学术生涯的起始阶段，是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捍卫者而受到学界关注的，在其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中体现着他对浪漫主义诗学的认知与理解，这与其中后期的批评理论建构及批评实践具有某种程度的关联。其中后期著作中频繁使用“想象”、“审美”、“崇高”等关键词，多是从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中生发出来的。对布鲁姆与浪漫主义诗学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影响-误读”理论及其经典观，深化对其批评理论特质的认识。 　　一、布鲁姆批评理论中的浪漫主义诗学关键词 　　有学者认为，布鲁姆是在对浪漫主义诗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了“影响-误读”理论，而《西方正典》中的“审美价值”、“内在自我”，对陌生性、斗争性等经典品质的界定与强调，均与浪漫主义诗学存在着深刻的契合。[1]（P8）也有学者认为，布氏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中包含着其中后期批评理论的走向：其一是早期作品反映出的反抗精神；其二是布氏对犹太宗教的密切关注；其三是对心理学的借鉴。[2]这些学者都认为，布氏中后期批评理论是在浪漫主义诗歌研究的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与浪漫主义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而这一点是多数学者没有关注过的。但遗憾的是，几位学者只是论及布氏浪漫主义诗歌研究与其中后期理论建构的关系和大致脉络，而并未对两者的关系给予系统、详尽的阐释。 　　布鲁姆没有界定“文学是什么”，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无法获得足够的认知力量去界定莎士比亚和但丁。因此，他将关注焦点转向了文学特性。在布氏观念中，文学首先是想象的、虚构的。他反对从社会、历史、种族、阶级、性别与意识形态的角度阐释文学作品，并将这些忽略想象与虚构的学者称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3]（P432）。他曾哀叹，在当今这个时代，文学的想象力遭到贬值，政治化的文学批评把文学研究糟蹋殆尽。在他看来，文学研究应当关注文学的审美价值，而审美价值首先就体现在文本的想象性或虚构性上。伟大的诗歌几乎都包含虚构，这就是文学的真谛。如果对文学的认知不是建立在对文学的想象与虚构的基础上，就是对文学的破坏，也是文学研究的堕落。[3]（P8） 　　“崇高”是布鲁姆较为重视的文学特性之一。布氏认为，所有研究“崇高”的理论家都会遇到“一些杰出的表现矛盾感情的人或事”。[4]（P6）他“把崇高看做是文学竞争的模式，每个人都要努力回答他与过去以及现在的竞争对手较量时所面临的三个问题：优于，等于，还是劣于？……文学的崇高就是读者的崇高，也就是说，读者必须能够推迟快感，放弃简单的满足，为的是一种比较迟缓的、难度更大的回报”[4]（P6）。那么，崇高所表现出的有难度的快感体现在哪里？他认为，崇高就是文本中体现出的矛盾对立的情感，这些情感就是崇高的感情基础。 　　布鲁姆在《天才》、《神圣真理的毁灭》及《西方正典》等著作中表明，具有想象、虚构与崇高特性的文学展现的是生命体的个性、自我与变化。文学批评需要关注文学家与作品中的个性，只有这样才能给予现实生活中的个体以生命烛照。布氏非常注重发掘作家和文本呈现出的个性，他认为，弥尔顿作品的力量来自于其丰富充沛的个性；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如福斯塔夫、哈姆雷特和伊阿古等，都是个性完整的统一体；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奇》中塑造的人物具有活泼的个性；易卜生的经典性来自于极具个性化的努力，与社会因素无关；对沃尔夫与佩特来说，个性是艺术与自然最崇高的结合，是作家写作的决定性因素。 　　除个性外，布鲁姆还十分重视作家与作品中呈现出的自我与变化，认为每一位作家主要是为了增进个体的自我利益而忽略或违背自己的阶级利益。其中，自我是理解审美价值的唯一方法和全部标准，而从自我倾听（self-overh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