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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内部因素对中国城市人口规模扩张影响 　　摘要：文章从城市主体行为出发，结合城市生产率、城市居民税负等构建城市人口解释模型。基于2008-2011年全国101个代表性城市数据，利用残差分离、门槛回归技术展开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生产率、城市便利度呈正向关系，与居民税负、征地成本呈负向关系；城市内部因素影响城市人口规模的路径为“影响因素―城市房租水平―城市人口规模”，城市生产率具有决定性影响；城市生产率、城市便利性对城市人口的影响，越过人口规模门槛后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中国沿海三大都市圈中城市人口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迥异。 　　关键词：人口规模；征地成本；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2016 　　一、引言及综述 　　当今中国，城镇化作为载体和平台，在承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带动农业现代化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目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这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中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那么，人口是否有序向城市转移集聚，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及其影响机制如何，在政策实践上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人口经济学及城市经济学文献中，城市人口规模是指生活在一个城市中的实际人口数量。引导人口向城市有序集中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主要方向，对经济福利有重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启动房地产市场改革以来，中国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化率大幅提升。城市是否达到其最优的城市人口规模曾是判断城市有序扩张的一个思路。 　　最优城市人口规模往往被认为是社会人均社会福利最大化[1]、生产成本最小[2]时对应的城市人口规模。但由于各个城市规模与自身资源禀赋、区位特点、城市形态均有很大关系，突出的异质性使判断城市人口规模是否达到最优不易实现，于是学者们转而讨论影响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重要因素。 　　影响城市人口规模的重要因素的理论研究主要从城市土地利用均衡、城市集聚经济性、城市产业组织三个维度展开，具体而言：（1）城市土地利用均衡。重点考察地租在城市均衡中的关键性作用，并提出Alonso-Mills-Muth单中心城市均衡结构框架[3]。随后在此基础上用马歇尔外部性概念进行综合，提出多城市土地利用一般均衡模型[4]；（2）城市空间集聚经济性。重点从公共产品、市场机制考察城市空间集聚。城市人口扩张规模将主要由市场机制起作用[4]，可由交通的拥挤程度和生产商规模[5]、边际地租等于萨缪尔森公共物品支出[1]、人均资源成本边际增加等于边际资源节约[3]、城市总成本―总收益最优[6]等条件决定；（3）城市产业组织。Dixit[5]，Abdal-rahman和Fujita[7]，Henderson等[8]把城市产业分为最终产品产业、中间产品产业，从垄断竞争角度出发构建了城市发展模型、城市产业结构演进模型、基于D-S的城市模型等框架，城市间交互作用凸显了市场配置的缺点，因而需要适当的城市计划[9]。基于城市间贸易、固定的农业内陆和地理的内生性，探讨了基础设施投资与最优城市规模增长关系[10-11]。另外还有从制度因素、城市生活质量、城市网络因素等视角展开的研究[12]。 　　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的实证研究主要从城市人口规模比较研究、影响因素两方面展开。大量的文献研究表明，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体系，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偏小，尤其缺少处于100万～1 200万人口区间的城市[13-15]。城市人口规模分布基本符合zipf分布，中国城市间规模差距不足[16]。影响城市人口规模扩张的因素主要是人均实际收入[13]，人口迁移管制和土地制度不完善[17]，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城市化水平及经济水平[14-15]。 　　从现有文献看，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研究还存在改进空间。（1）集聚经济的马歇尔外部性解释逻辑下常常遗漏土地利用因素。主要基于关联产业联系、共享设施和劳动力市场、知识溢出进行分析，从集聚经济的分析重视空间区位的均衡，却忽视了土地因素。（2）产业组织维度常常忽视城市内部的居民主体行为。由于重视产业间最优利润均衡，而缺少对居民主体行为的分析，对城市发展的研究往往侧重于产业区位尤其是工业区位的确定，却忽视居民、商业区位确定。（3）提出的土地利用模型具有土地产权私有化制度前提。Alonso-Mills-Muth单中心城市均衡结构、多城市土地利用一般均衡模型均植根于欧美土地产权私有化的制度前提，进而在这一制度前提下展开地租投标。中国的土地市场所有权国有的特点与欧美国家土地私有化制度有很大差异。（4）忽略了城市内部因素的交互作用。最新的研究显示，大城市生产率上的优势会持续减少，需要由新工作创造和创新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