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研究中方法与视角.docVIP

地域文化研究中方法与视角 　　[编者按]在文化的多元组合中，地域文化始终处在非主流的、边缘的地位。但是国内对地域文化的研究，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受到经济发展的推动与文化研究的深入，这一课题越来越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他们的研究不仅丰富与深化了中华文化的整体内涵，同时也提升了地域文化自身的品位，对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地域文化研究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课题，而当前的研究尚须深化与加强。为此，本刊组织三位学者的文章，尽管他们都着眼于越文化的研究，但共同的宗旨都是对地域文化研究范式的探索。这对正在从事这一研究的同行，或许有参考的意义。 　　[提 要]本组讨论以越文化研究为例，探索地域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视角。朱文斌一文检讨了当前越文化研究范式的局限，提出了范式转换的问题；陈越、梁涌两文分别从空间与时间的存在与发展上对越文化作了动态描述。其中，陈文从文化模式的角度，把越文化概括为“剑一书”文化；梁文则从交流与传播的角度，揭示了越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关键词]越文化 地域文化 方法 视角 　　[中图分类号]G127；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6)10―0107－09 　　 　　论越文化研究的范式转换 　　朱文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域文化研究空前活跃，至21世纪初，出现了许多令人欣喜的新成果，刷新了以往的学术定论。其中，越文化研究结合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和其他考古新发现，改变了学术界一直强调中华文明起源一元化的说法，为中华文明起源多元化、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这一论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将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向前推进了两千年。 　　时至今日，越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对此，陈桥驿在《越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作了这样的概括： 　　近20年来，第一是研究者的队伍空前扩大，若干高等院校也加入了这种研究的行列，并且还建立了几处越文化研究所，有稳定的研究人员。第二是研究成果，包括专著和论文，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为了交流和讨论这些不断涌现的研究成果，曾经举行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出版了论文集。第三，这或许是这段时期越文化研究获得显著成果的重要原因，由于前面提及的相关科学的进步，在研究队伍中，除了以往的历史学者、历史地理学者、民族学者和部分考古学者以外，地质学、地史学、第四纪学、古地理学、古生物学者等也参与了这方面的研究。而原来的研究者也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研究必须依靠先进的旁支科学的研究成果。此外，由于科学的测年手段的出现和应用，过去从文献里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往往可以迎刃而解。在第三条里，陈桥驿透露了两点信息，一是多学科的跨科际合作，二是考古中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这是目前越文化研究获得大发展的重要原因。确实，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跨学科的整合研究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多重视野为文化研究的拓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非常值得期待；而新考古学(即借助先进的科学探测手段的考古学)的出现，更是为文化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可靠的基础。 　　现代的越文化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有一批学者在上海成立了“吴越史地研究会”，并编辑出版《吴越文化论丛》一书，收录了多篇关于越文化研究的论文。在那个科学相对并不发达的年代，早期越文化研究者卫聚贤、吕思勉、罗香林等人的研究在今天看来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有很多。以卫聚贤的《吴越释名》为例，作者引经据典，结合考古发现，追寻“越”字起源：“越即钺字。为斧钺之钺。钺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尚未发现，在浙江境内，杭州的古荡，杭县的良渚，湖州的钱山漾，均有石钺发现，是钺为浙江古民族所发明。”认为“越”字通“钺”，此说已为绝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但是，正如董楚平在《吴越文化新探》一书里揭示的那样，经过科学的甄别鉴定，卫聚贤所说的石器，其实不是钺，而是有段石锛。“现在，有段石锛不是钺，已为考古学界所公认，但是，史学界至今仍有人引卫聚贤等学者当年所举的例子，把有段石锛当作钺，并以此论证越国是以‘钺’(其实是有段石锛)命‘越’的。这等于把结论建立在沙滩上。”再比如，陈桥驿在《大禹研究?序》中指出，顾颉刚当年曾提出了一个四座皆惊的论点――禹是南方神话中的人物，这个神话的中心点可能在会稽(越)。这在当时是一个离经叛道的学说，再加上“当时，地质学、古地理学、古生物学、第四纪学和考古学等相关科学，在理论上和检测手段上都还相当落后”，“此文一出，一些人佩服他的胆识，另一些人即鸣镝而攻”。现在，顾颉刚关于禹的神话出于会稽的假设已被科学的进步所“证实”，稍有出入的是，顾颉刚当年所设想的可能是钱塘江的洪水灾害，如今被认定是第四纪晚更新世到全新世的几次海进和海退。还有，1965年，中国建立了第一个碳14实验室。20世纪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