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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从管理走向经营现实困境及突破 　　摘 要：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社会问责增加、竞争加剧和资源相对短缺等问题迫使地方高校必须完成从“管理”向“经营”的制度变迁。然而，从地方高校的运行实践看，其有效经营不仅面临着来自制度环境的约束，还面临着来自技术环境的约束。为突破制度变革的困境，实现有效经营之目的，地方高校可以尝试从变革自身生存的制度环境和提高组织自身的有效性两个方面进行突破和创新。 　　关键词：高等学校管理；大学经营；地方高校；制度分析 　　 　　一、从“管理”走向“经营”：地方高校的必要选择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认为，任何制度变迁，总是始于旧制度的合法性危机，该危机可能来自原制度内部产生的变更张力，也可能由外部环境中某些因素的变化所引起。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在从精英高等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过程中，各国高校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规模的急剧扩张与资源的相对短缺的矛盾。如何开展学校的管理运营，如何维持学校的财政平衡，如何在收入没有实质性增长的情况下实现跨越式发展以满足新的需求，这是高校普遍面临的问题。“经营观念和手段”以其在预测市场需求、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成为众多高校的选择并在高校的办学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照章行事”的“管理”不同，“经营”意味着高校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发展目标，优化学校的内部运作机制，自主进行管理。事实上，中国民办高校的兴起、“国有民办”独立学院的诞生本质上就是一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高校经营尝试。为适应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带来的一系列环境变化，中国公立高校也必须做出适当的调整，亟需从“管理”走向“经营”。在中国公立高校系统中，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承担者的地方高校面临的规模扩张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最为尖锐，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在经费来源方面，与国家重点大学相比，地方高校获得国家的拨款相对较少；第二，在竞争外部资源方面，地方高校竞争专项经费、吸引优质师资和生源的能力有限；第三，受自身基础条件和能力的限制，地方高校自身的“产出”能力相对较弱。面对上述先天弱势，地方高校的“有效经营”显得更为必需和急迫，直接关系着地方高校的生存和发展。 　　 　　二、地方高校从“管理”走向“经营”的困境分析 　　从理论上讲，地方高校从“管理”走向“经营”的前提已经成立，地方高校理应进入一个追求特色、关注效率的时代。然而，从地方高校运行的实际情况看，多数高校在发展定位上依旧在沿着“学术金字塔”向上攀爬，在发展目标上，定位于升至更高的学术层级而非培植自身特色；在学校管理上，战略管理意识、“成本-收益”意识依旧淡漠。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显然已无法对这种非理性的行为作出解答，在韦伯式的理性组织模式中，组织按理性的设计运作。针对地方高校表现出的上述问题，新制度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制度学派提出，组织是一个制度化的组织，它面对着两种不同的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这两种环境对组织的要求常常是矛盾的。制度环境要求组织要服从“合法性”机制，采用那些在制度环境下“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形式和做法对组织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1]制度环境包括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等。制度分析的核心则是在组织机构内部效率和外部制度环境之间建立确定的联系，其基本逻辑是：一种制度功能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组织内部机构是否健全，而且取决于该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下面将分别从制度和组织两个方面对地方高校的经营困境进行剖析。 　　1?q地方高校经营的制度约束 　　就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讲，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基本命题是，任何组织的存在都必须取得“合法性”。根据迪玛奇奥和鲍威尔的研究，合法性机制可以通过三个机制对组织行为产生影响：强迫性机制(coercive)、模仿机制(mimetic)和社会规范机制(normative)。[2]反观中国地方大学运行实践可以发现这三种机制的影响。 　　(1)现行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束缚着地方高校的经营 　　地方高校的经营离不开一定的办学自主权。从《高等教育法》的相关条例看，“高等学校自批准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享有“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解系科招生比例”，“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等权力。然而，从地方高校的运行实践看，情况并非如此。地方高校的公立性特征决定着其不仅要接受《高等教育法》的法律约束，还要接受来自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高校在专业设置、招生、资金使用、干部与人员编制、资产管理等方面，都必须接受教育行政主观部门的审批和监督。而拥有这些方面的自主权正是高校经营的关键所在。由于政府与地方高校之间是上下级关系，在没有第三方力量介入的情况下，政府利用行政管理权干预学校事务的情况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