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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体系规模分布与空间分布关系研究 　　摘 要：运用位序―规模法则与最近邻分析，定量分析了1985年～2011年间全国前300位城市的规模分布与空间分布的演变规律，并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二者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1）中国前300位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规模的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从历年变化趋势来看， 规模结构指数Q值总体上呈现出“下降―上升―波动”的三阶段变化特征，说明人口集中与分散的各种驱动力量相互交织。（2）从空间分布类型来看，各年城市空间分布的R统计值虽然有较大的波动，但均远小于1，表现出明显的集聚分布模式，区域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及国家发展战略深刻影响着城市体系的发展及其空间分布。（3）在1985年～2011年间，我国前300位城市的规模分布指数Q和空间分布指数R之间的变化趋势有着很大的一致性，由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与空间分布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意味着城市在谋划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注重自身主观的积极作为，还需考虑到周边其他城市的影响，充分利用城市间的空间联系来强化自身发展。 　　关键词：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空间分布；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城市体系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各种规模、各种类型城市的分布结构的有机整体，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体系的演变不仅为城市地理学家所关注，也日益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1]。城市体系研究是城市地理、城市规划及相关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空间组织、产业分工、专业领域协作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3]。早在200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tiglitz教授就提出：“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将会是影响21世纪全球发展的两大重要事件”，并认为城市化是新世纪对中国的一大挑战。伴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呈现出进一步加速的趋势，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结构、规模等级结构和职能组织结构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探讨区域城市体系的发展与演变具有重要的价值。 　　国外对城市体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50年代，1949年美国社会学者Zipf提出了城市体系研究中的位序―规模法则，并对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进行了理论探讨。随后贝里等人通过资料的测算，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城市规模分布进行了检验[4]。20世纪 70 年代，数据的更新以及分形理论的引入为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突破[5，6]。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国著名城市地理学家Batty教授在城市形态、起源与复杂性研究中提出城市等级钟的理论解释，在理论上揭示了城市等级规模的实质与时空演化的机制[7]。有关城市体系空间分布的研究，多侧重在理论的构建及形成机制的解释上，认为城市是在整个城市体系中存在与发展的，城市之间的联系是城市体系结构与动态变化的根本原因。研究主要对城市体系中城市经济增长与发展，城市体系的空间相互作用，城市规模的规律性，城市体系的互相依存性、扩散性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探讨[8-10]。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很多知名学者依据城市人口规模、GDP及建成区面积等指标对中国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进行了研究[11-13]。自分形理论被引入国内以来，我国学者在理论、方法和实证方面对城市体系分形特征及异速增长规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14，15]。对于城市空间分布的有关研究，多侧重在理论构建及形成机制的解释上[16-18]。具体到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态与模式研究中，主要从城市分布密度、平均最邻近距离、空间分布类型和空间分布重心等方面进行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城市直接的空间关联主要运用人流、物流、可达性、探索性空间分析等指标和方法研究分析城市的中心性、城市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及其影响范围[19-23]。 　　上述研究成果与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城市体系的相关研究，丰富了城市体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但目前对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与空间分布的研究多是孤立进行的，对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的研究显得相对偏少。因此，探索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与空间分布之间的关系，更能客观地揭示其内在的规律性，拓展城市体系研究的相关研究领域。对于新时期制定我国城市区域整体功能的协调与合理布局方针及新的空间发展政策等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1 数据与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的数量迅速增长，但考虑到城市的重要性及样本数量的稳定性，本文仅选取1985年～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在前300位的城市为研究对象（考虑到人口自由迁移的障碍因素，不包括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的城市）。 　　城市人口作为城市经济和社会物质实体的主要载体，其增长变化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