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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溉熊氏杆秤 一杆秤上的百年刻度 　　英文导读： Xiongshi Lever Scale keeps one hundred years. Xiong Dexing is the 　　ffth generation and he has researched the skills for forty seven years. 　　在重庆永川松溉古镇，熊氏杆秤传人熊德兴的名气很大。2010年，熊德兴登上了央视举办的《欢乐中国行?魅力永川》晚会，名嘴董卿邀请他在节目现场展示了制作的最小杆秤和最大杆秤，一时间，熊氏杆秤声名鹊起。从此之后，重庆主城甚至更远地方的游客纷纷慕名而来，想一睹熊德兴表演百年制秤技艺。不过，自己的手艺虽然火了，但现实却让熊德兴新增了疑惑，“杆秤成了旅游纪念品，不拿来用了，拿来看了。我也不是工人了，成了演员。” 　　 　　古镇里孤独的制秤匠人 　　熊德兴的杆秤制作作坊位于松溉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街上的石板路和两边的木质民居，都散发出一股古老的味道。不足30平米的手工作坊平时是房子的堂屋，制作杆秤时将饭桌往旁边一推，这里便成了熊德兴的工作室。 　　在这间简陋的工作室里，两面雪白的墙上挂着大大小小十几杆秤，木质工作台上随处可见用来量秤的砝码，以及手推刨、手钻、铁砧子、砂轮、秤钩、铁钳、叨口等做秤的工具。“这些东西都是我父亲留下来的，有些工具已传承了好几辈人。”熊德兴一边推木屑一边说。工作台是他爷爷留下的，已使用了70多年。而熊家制作杆秤的历史更长，自他祖父熊兴元于清朝末年在此开设杆秤作坊以来，至今已历经5代人，有100 多年历史。 　　熊德兴16岁开始随父学艺，已从事杆秤制作47年。那时候熊德兴觉得这项技艺十分繁琐，仅一把秤杆就要磨好几个小时。刚开始做的时候他仅仅能做出一个形状，离一把“好秤”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学了四五年，熊德兴做的秤才勉强入得了父亲的眼。 　　他清楚地记得，刚开始学时，他做的杆秤是十六两制的，在每杆秤末梢都会刻上“福禄寿”三字，既耗时又繁琐。对此他一直疑惑不解，因为国家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实行十两制了。父亲告诉他，那是改革后，很多人用不惯十两制的杆秤，老辈子又舍不得丢弃传承了几千年的十六两计量单位。随后，父亲向熊德兴说起爷爷辈传下来的关于秤杆起源的故事。 　　 　　相传，为越国灭吴雪耻立下头功的范蠡，深谙国君勾践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遂在论功行赏时激流勇退，与知心爱人西施跑到齐国下海经商去了。几年后，却散尽千金，辗转至陶，用“操计然之术”把握商机，又成了富可敌国的范大款，而杆秤则是他在经商实践中的意外收获――他用东方人的思维具象地阐释着杠杆原理，以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为标记，一颗 　　星代表一两重，制造出了十三两为一斤的杆秤。今天，我们常说半斤对八两，这是因为大家都熟悉古代是十六两为一斤，其实这三两也是范蠡加的。那时，有了杆秤，虽克服了市场估堆陈弊，但不久范蠡又发现一些奸商以缺斤少两的卑鄙手段损害买者利益，于是他在原来的基础上添了福、禄、寿三颗星，一斤也相应提高到十六两。少一两没福气、损二两无功名、缺三两折寿命。直白讲就是：“哥们儿，我画个圈圈诅咒你，看你还敢不敢克扣斤两！”时光荏苒，范蠡苦心孤诣的金山银山早不知卷往何方，惟独其经商的副产品――杆秤留了下来，这也许是他未曾意料到的吧。 　　后来，人们逐渐接受了十两制，十六两制的杆秤熊德兴再也没有做过，家里惟一的一把十六两制的杆秤还是熊德兴的高祖留下来的。熊德兴不无感慨地说：“杆秤上少了福禄寿三字，倒是简化了我们匠人制作杆秤的流程，却增加了许多人的市侩心理。” 　　做十两制的杆秤至今，熊德兴做出的成品杆秤中，最重可以称500斤，最小的可以精确到一钱、两钱，但一般都以制作 60斤的家庭杆秤为主。 　　 　　23道工序做出的良心秤 　　杆秤看似平常，可是工序复杂，从刨到磨，从钻孔到嵌星，从上漆到抛光……做一杆好秤至少需要23道工序。在笔者的强烈请求下，熊德兴为笔者演示了熊氏杆秤制作技艺的工序。 　　只见熊德兴在一堆阴干了几年的硬杂木里选出了一根枣木，经过刨、磨后，原本粗糙的一根木头在熊德兴手中渐渐变成笔直光滑的秤杆。随后用两脚规测量，在秤杆上打出三个垂直的孔，用来安装秤盘、秤钩和两个提扣。待烧好的铜水冷却敲成薄铜片并在秤杆的两头包好后，就是系提扣了。为方便使用，一杆秤都具备大、小秤功能，而决定大、小秤的正是提扣，它类似于阿基米德撬起地球要找的那个支点。所以，一杆秤要系两个提扣，大秤居前，小秤居后。杆秤是否准确，由小秤的定平心说了算，即提着后面的提扣，移动秤砣，空秤达到平衡时，秤砣吊的位置就可以钻第一个星花，即定平心。小秤的星花在内侧，一般一两起花，熊德兴先用标准计量码一斤一两地测出相应距离，再用两脚规等距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