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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共生理论城乡互动型红色旅游区构建 　　红色旅游,由于其独特的功能,日渐成为旅游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我国各地积极发展红色旅游的过程中,城市中心区与周边地区各自独立,发展空间极为有限,而共生理论为城乡旅游合作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城乡互动型红色旅游区的理想共生模式,对优化旅游资源,拓宽红色旅游的发展道路,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江西南昌地区构建互动合作共生模式的城乡红色旅游区进行探讨,认为:要实现这样的互动合作共生,必须由政府主导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通过资源整合、整体营销、共建支持条件等具体措施,共同推动共生体向互动合作共生模式发展。 　　[关键词]共生理论;城乡互动;红色旅游;江西南昌 　　[中图分类号]F592.7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2-0213-06 　　 　　黄细嘉(1962―),男,南昌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邹晓瑛(1977―),女,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旅游管理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江西南昌 330031) 　　本文为2007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立项课题“旅游资源整合评价方法研究”(赣教社政字〔2007〕11号)和2006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老区经济社会发展”(项目编号:Jj0617)的成果。 　　 　　2005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颁布实施《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随即全国各地相继掀起了发展红色旅游的浪潮,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但从红色旅游的发展现状来看,中国的红色旅游区要么依托特大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而形成,如上海、南昌、重庆、广州等;要么地处偏远的主要是山区的革命老区,如井冈山、韶山、大别山、西柏坡等,形成了城乡两极红色旅游区的发展形势。其实,在许多城市周边分布着大量红色旅游资源,但由于与城市中心区的红色旅游资源缺乏有效整合,在开发中各自为政,未能形成城乡互动共生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域红色旅游的规模发展和合作发展。本文运用共生理论,对城乡互动型红色旅游区的构建进行探讨,为城乡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发展模式。 　　 　　 　　一、共生的概念与理论发展 　　 　　“共生”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最早源于生物学,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于1897年首先提出,是指不同生物种属按某种物质联系而生活在一起,是生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与其他生物走向联合,共同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互相依赖,各能获得一定利益的一种生物与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1](P11)。生物界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同样也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领域中。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对共生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共生”的思想和概念开始逐步引入到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领域中,并得到了实施与运用。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今天,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共生关系更加明显。1998年,我国学者袁纯清将共生概念及相关理论向社会科学拓展,提出了共生的本质内涵,即共同进化、共同适应、共同发展是共生的深刻本质,组织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生和发展,能使组织向更有生命力的方向演化,是促进组织内部创新和持续稳定发展的基本动力。[2] 　　 　　在旅游业中,共生是指旅游地区间或区内各旅游景点为提高市场竞争力,以实现经营目标和持续发展而自愿采取的一种合作方式。本文构建的城乡互动型红色旅游区就是出于增强核心竞争力,整合资源,满足游客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而将城市和乡镇的红色旅游景点或景区结合形成一个共生体,共同发展、共同获利。 　　 　　二、运用共生理论构建城乡互动型红色旅游区 　　 　　在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城乡各红色旅游地不再是孤立体,而是共存、共生和共赢的关系,但由于区域内各红色旅游资源的相似性,从而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相互激烈的竞争。在所有共生模式中,对称互惠一体化共生最有效率和最稳定的。因此,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以合作为主,促进对称互惠一体化共生,实现帕累托最优,已成为构建城乡互动型红色旅游区的关键。 　　 　　(一)共生的三大要素 　　共生包括三大要素: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 　　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是形成生物共生的基本物质条件。在城乡互动红色旅游共生体中,城乡区域内任何红色旅游地都可以是共生单元。 　　共生模式即共生关系,是指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结合的形式,它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共生模式多种多样,共生程度千差万别。在行为方式上,共生模式分为寄生关系、偏利共生关系、非对称互惠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