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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契约视角企业治理效率分析
基于契约视角企业治理效率分析
摘 要:企业可以看作是一组契约关系的连接,契约本身作为配置产权和分割租金的手段也是一个有效的治理工具。从契约的角度来看,治理机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明确契约关系的治理和弹性治理。对于明确契约关系的治理来说,治理效率就在于契约的有效履行;对于弹性治理来说,治理效率主要在于剩余权利的有效配置。因此,公司治理效率就可以理解为基于契约的履行效率和剩余权利配置效率基础上的企业契约主体之间的合作效率。由于契约条款很难得到不折不扣的履行,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也难以充分实现对称配置,因此,合作效率的提高还需要在契约履行和剩余权利合理配置基础上充分利用关系契约治理。
关键词:企业治理;合作效率;契约;关系契约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8)05-0033-07
??20世纪80年代以后,企业治理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中心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治理问题开始成为国内理论界和企业界研究的热点。在学习西方企业治理理论和借鉴国外企业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我国的许多国有企业都相继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治理结构,但所取得的效果却常常不尽人意。究竟什么是公司治理效率?如何才能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仍然存在许多争议。实际上,有什么样的企业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企业治理观。科斯的著名论文发表以后,企业越来越多的被看作是要素所有者缔结的一组契约关系。本文将运用契约理论这一分析工具,从契约的视角对什么是公司治理效率和如何才能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这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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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テ踉甲魑?一种激励约束机制本身也是一种治理工具,它通过界定产权和分割收益对契约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制约。从根本上说,所有权利都是通过契约来进行界定的,例如,买卖契约界定买者和卖者的权利,雇佣契约界定雇主和雇员的权利,融资契约界定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之间的权利。我们知道,法律制度是界定产权最重要的机制,实际上法律可以理解为一种对所有经济主体权利进行界定的通用契约。麦克尼尔指出:“法律可以说是全部契约关系的内在组成部分,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法律不是契约的全部。”[1]5
由于契约总是不完全的,通过契约对权利进行的界定也就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纳比尔?阿拉加(Nabil I Al-Najjar,1995)指出:“在任何给定的契约关系中,行为的某些方面由明确的契约来治理,而其他的方面则由替代性工具来治理。”[2]432-436根据纳比尔?阿拉加的分析,我们把契约治理机制分为两类:明确契约关系的治理和弹性治理(flexible governance)。
1. 明确契约关系的治理
明确契约关系的治理就是利用明确的契约条款对缔约双方的合作关系进行治理。明确的契约条款通常被解释为用以减少在长期的合作关系中出现的行为风险或敲竹杠风险的设计装置。由于每一个契约条款在抑制较大风险的同时,也会产生其他较小的风险,签订一系列明确契约条款的目的正是为了使预期的机会主义行为风险最小化。
明确契约条款的治理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明确界定法院可执行的履约范围,使缔约各方能形成一个一致同意的明确的界区,也为市场中的其他交易者提供一个判断标准。当违背这个协议的行为发生时,边界是清楚的,于是交易者就知道是否要施加个人惩罚或者求助于法庭,从而减少违约的可能性。第二,节省个人履约资本,提高履约的可能性。现实中大多数契约的履行都不是依靠法院的强制性执行机制,而是依赖于个人自我履约机制。当个人履约资本不足时,常常需要得到法庭可强制执行的明确契约条款的支持。因此,克莱茵认为:“法庭可强制执行的明确契约条款,通过最优界定契约条款的自我履约边界,而被看作是对交易当事人有限的私人可履约资本的一种补充。”[3]198第三,有利于缔约各方对专用性投资产生的收益形成明确合理的预期,从而有利于增强当事人的事前专用性投资激励。
单从契约条款的积极作用来看,越是明确的契约条款,其治理效率越明显。因此缔约双方签订尽可能明晰的契约是有利的。
但签订明晰的契约条款可能需要非常高昂的签约成本。这种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狭义的交易成本即所费纸墨的成本。二是与不确定环境相联系的、与更详细地明确契约条款有关的搜寻和再谈判成本。对交易者而言,事先对许多潜在的、发生可能性很小的事件做出反应所引发的一些签约谈判成本是一种浪费。三是计量成本。契约条款规定的内容越细,履行契约所需耗费的计量成本越高。当签约成本过于高昂时,签订尽可能明确的契约条款就可能是低效率的,因此,现实中的交易关系往往不能仅仅依靠明确契约关系来进行治理。
2.弹性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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