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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与“市”融合与演进的视角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4202（2011）11-000-02 　　摘 要 人类的聚集导致了城的出现，人类之间的交换导致了市的出现。然而城与市并不是同时产生的，但二者出现的先后顺序，学界暂无定论。城与市刚开始是独立形成的，之后，由于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逐渐使城与市轮廓模糊，进而融合为一体。本文就城与市形成先后做出一些推断，并分析城市形成的动力。 　　关键词 城市 融合 形成 　　古人类一开始走出茂密的原始森林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寻找可供生息的栖息地，正是这种环境的改变，加速了人类的进化，也加速了文明的到来。从各国文明的发源地便可知这些栖息地有几个共同点：依山傍水、地势较为平坦。宜人的居住条件聚集了不少的以血缘为中心的古人类“家族”，也开始比较有目的的改变周围的环境，家族之间开始有了相互交流，“联姻”，互赠物品[1]。在这种不断深化的交往过程中，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有共同语言文字的部落。这些部落总是以某一家族为中心，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如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与炎帝部落。 　　这些原始部落属于游牧部落或半游牧部落，而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不发达，靠天养活的日子迫使他们不断迁徙于各个聚居地。农业革命发生后，人类逐渐定居下来。一旦定居下来，各个部落经常为争夺一些更好的栖息地而发生战争，如距今约4600余年前的涿鹿之战就是黄炎帝部落为了争夺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而与蚩尤部落之间发生的一场争斗。为了免遭侵袭，大多数部落开始在栖息地外修筑防御工事，这道“围墙”成为部落内外的分界线。那个时候，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部落成员都居住在围墙内，而且成杂居状特点[2]。整个建筑体系呈现以部落首领寝宫为中心由多个亚中心组成的形态，具有现代经济区域组成要素特征（中心与腹地）。 　　早期的“城”就是一种可供部落成员或者老百姓安居的栖所或者建筑群[3]。在我国秦代，将之称为邑，即民居之所聚。周朝以后，普遍筑城，《吴越春秋》中说到：筑成以卫君，造郭以卫民。从上面资料可以看出，这种“早期的城”仅仅是一种防御工事。 　　市，即古人说的“因井而市”，便是最早的市场了，它刚开始出现便独立于城。市场的萌芽始源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内部和部落之间的交换。当远古人类聚集在一起形成部落之后，就开始同耕同作，由于这一时期生产力并不发达，没有剩余产品，人们之间的交换仅限于部落成员之间的相互赠与，产品仍不是商品，市场也尚未形成。在六七千年前左右，我国由母系氏族转向父系氏族，同时发生了农业革命[4]，部落逐渐定居下来，男子开始担当起农牧业的主要任务，形成了第一次人类大分工――农业从畜牧业分离出来。农业革命有两个成就：一是人们由采集业转向对粟和水稻等的种植；二是能圈养家畜。这两个成就根本性的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方式，使人类免于食不果腹的困境，促进了人口繁衍，剩余产品的交换以及加强了人类之间的交流，这都给交换的出现带来了契机。刚开始只是碰巧性的交换[5]，双方手里的东西正是对方急需的物品，没有货币的计价，只能草草达成“物物交换”，这次偶然交换引发了更多人约定在某一地点（不固定，但在该地区交通范围内）某一时间（也不固定，大多在丰收季节之后）交换，进而形成了原始集场。炎帝族是我国最早的农耕部落，他们相当重视部落之间的物物交换。在《易经.系辞下》中记录道：“神农氏（炎帝族）……日中而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描绘了当地部落之间聚在一起，互通有无的盛况。轩辕氏黄帝族以自然物黍作为标准设立了度量衡，这主要为了公平交易的进行，也是促进交换和市场发展的重要条件。 　　四千年前，社会第二次大分工出现，手工业从工农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门，并出现了专门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与此同时，商品生产交换的范围不断扩大，需要一般等价物来作为价值的衡量和“储存”，这次一般等价物本身也具有价值，种类由刚开始与人类关系密切并容易得到的牲畜逐渐扩大到一些贝类。尧舜禹时代是原始社会后期与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他们很重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交换。其中在舜时代，还出现过“债与传虚，贩于顿首”的“贱买”“贵卖”的原始商业活动，这种赊购本身就有助于市场扩大和发展，甚至推动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到来――商业阶层的出现。奴隶社会后期，商品数量和种类不断丰富，交换日益频繁，交换地区也不断扩大，这就需要有人来专门从事经营商品交换业务。商业的产生，标志着市场的形成。 　　对于城与市的形成孰先孰后这个问题，学界并没有给出定论。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城与市的定义比较宽泛，不好界定[6]；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久远，没有具体实例说明城建立的时间和市形成的时间。在这里，本文仅做出自己的推断，以便后面分析城市形成动力。按照前面的定义，城源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