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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涌现论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内部治理机制优化 　　[摘 要] 协同创新已成为高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同时高校也是实施协同创新中心这一国家战略的主体。基于系统涌现论的角度，本文分析了目前高校协同创新中心涌现的负效应，即内部治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内部治理机制的优化策略，应当通过增强系统的正效应，在治理结构、决策模式、激励机制和监督制度等方面完善内部治理机制。 　　[关键词] 涌现论；协同创新中心；内部治理机制；优化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5 . 15. 125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5）15- 0223- 03 　　1 引 言 　　“2011计划”是继“211工程”“985工程”之后，国家针对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的另一重要战略举措。该计划启动实施后，社会各界对此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由此一大批由高校牵头组建的协同创新中心应运而生。2013年，国家首批认定协同创新中心14家；2014年，第二批认定有24家，其他省级或校级的则不计其数。协同创新中心作为“2011计划”的主要载体，其建设成效直接关系到“2011计划”的成败。然而，目前大多数已挂牌的协同创新中心实际运行情况却并不乐观，普遍存在着“3多3少”的现象。即签署的协议多，实质性合作少；国内联合多，国际合作少；机制体制改革的口号多，落实措施少[1]。有些协同创新中心挂牌后甚至根本就没有真正运行起来，更谈不上有什么机制体制改革成效和协同创新成果。究其原因，其中最为普遍也是最为关键的就是，协同创新中心的内部治理机制存在设计缺陷，导致各种创新要素难以通过真正的“协同”而实现“1+1?2”。有鉴于此，研究构建和优化协同创新中心的内部治理机制，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及实际意义。 　　2 系统涌现的前提和正负效应 　　任何一个协同创新中心都涉及到若干个部门或单位的有机组合，而亚里士多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思想引出的涌现论（Emergency Theory）与此情形高度契合。美国圣菲学派（SFI）提出“复杂性，其实就是一门关于涌现的科学，就是关于如何发现涌现性的基本法则”[2]；霍兰德（J.Holland）强调“涌现是由简单的行为组合而产生的复杂行为”“涌现表现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3]；卡斯蒂（Casti）指出“涌现是作为总体系统行为从多个参与者的相互作用中所产生出的系统论泛称，是一种从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孤立行为中无法预期、甚至无法想象的行为”[4]。纵观以上各定义和描述则不难发现，所谓“涌现”，简单来说就是指整体具有而其组成部分不具有的特性，也就是说“部分”聚集在一起形成“整体”时可以出现一些新的特性[5]。系统涌现的产生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和前提，如图1所示。 　　从图1所知，具有自组织、多结构、非衡平和共同目标的任何系统都可以呈现出整体涌现性，同时也与任何事物具有两面性一样，系统涌现也会表现出正效应与负效应。所谓正效应，一方面主要是指系统整体大于组织部分之和，各部分对共同目标的追求和良性撮合的形成会使得系统更加有效、新的特性会呈现出来；另一方面还表现为系统的各部分会在整体作用下大于各孤立的部分，原来各部分的性质在状态孤立时可能不会出现，或只是潜在的，只有通过整体激发部分的潜能并将其融合在整体中[6]。 　　系统涌现的负效应表现为，系统整体所涌现出的新特性会给系统带来新的部分状态下不会出现的问题。由于系统中各要素增多，系统内往往会出现一些混乱和冲突，如果缺乏一个内部协调机制，系统将无法承受越来越多的复杂性。极端的系统涌现负效应就是系统部分之和小于部分，系统的整体功能在各部分的相互倾轧和不协调中受到耗损[7]。 　　高校协同创新中心类似于部分组成整体的一个系统，是由高校内各学科之间、高校与高校之间以及以高校为主体，或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主体之间，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科技项目，为解决行业关键和共性技术以及生产实际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投入各自的优势资源和能力合作攻关，力求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上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的创新活动[8-9]。高效协同创新中心的内部治理机制来源于公司治理理论，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主要包含治理结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等。具体到高校协同创新中心的内部治理机制，还包括评价机制以及资源共享机制等。 　　3 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内部治理机制存在的问题――系统涌现的负效应 　　高校协同创新中心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是由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等部分所组成的。根据涌现论的观点，系统具有原本各孤立的部分所不具备的整体涌现性，因此高校协同创新中心自创立伊始，便具有了一些新的特性。高校协同创新中心是在“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