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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背景归化与异化策略分析 　　摘 要：语际间的翻译是语言问题，也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种文化问题。本文从文化背景的角度出发，对 　　比以往意译与直译的翻译方法，认为翻译过程中归化与异化策略的运用应服务于传递原文语言及文化信息。 　　关键词：归化 异化 文化 翻译 　　 　　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势必会反映社会发展的特征，并为社会服务。而翻译恰恰是对某一文化用另一种语言进行再现。在将一种异域文化所包含的不同于本土文化的观念引入时，译者必然会根据异域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价值观，再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是归化还是异化，是直译还是意译。翻译不单单只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它更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一位成功的译者或优秀的译评专家，往往是充满两种文化意识与精通两种有关语言的真正意义的文化人。正如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8226;奈达所说：“要真正出色的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翻译是两种文化交流的媒介，在翻译过程中是采取归化的策略还是异化的策略，完全取决于文化形态的重构，翻译在这一形态中得到生产和销售；究竟是采取归化还是异化的策略，哪一种更为准确有效地传达原来的文化及语言信息，只有在考虑到改变译入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能得到界定（Mona Baker, 1998）。 　　 　　一、归化与异化策略 　　翻译的归化与异化策略(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and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是在1995年由美国L.Venuti (文努迪) 所提出a的，而这一术语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施莱尔马赫）1813年宣读的一篇论文。Schleiermacher着重讨论了翻译与理解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如果让读者靠近作者的语境，他就能感受到异国的情调。在这里，Schleiermacher使用了foreign一词。上述两种翻译情况，Schleiermacher提出了以作者为中心的译法和以读者为中心的译法，这一做法突破了传统的直译和意译的界限，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Venuti的归化和异化观无疑受到Schleiermacher理论的启发。 　　美国学者Venuti 在讨论异化翻译策略时，对归化翻译的策略做出了描述：遵守目标语当前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归化翻译最大的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来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 　　 　　二、关于“意译”与“直译” 　　意译与直译（free translation / literal translation）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讨论，认为“归化和异化之争，其实就是意译和直译之争的延伸”实际上，“归化和异化虽然可以看成意译和直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意译和直译。如果说意译和直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意译和直译之争的靶心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旋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 　　我们并不反对将意译和直译同归化与异化策略放在一起讨论，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以往，归化与异化策略同意译和直译的相似性讨论的多一些，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意译和直译是翻译的两种主要方法，它们并非是相互排斥的，相反，它们是互补性的。在同一翻译中，意译和直译都有可能。文体也有关系，在有些文体中，意译会多一些；而在另一些文体中，直译可能会多一些。关于意译和直译的讨论，译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意译和直译并不等同于胡译和死译。鲁迅和其弟周作人的直译作品《域外小说集》曾招来许多的批评，被视为直译的代表。一些学者谈到鲁迅，必将提到他的翻译主张“宁信而不顺”，而忽略了其他。其实，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含义是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草定”中所说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解，一则保持原作的风姿。”可见，鲁迅并非不要顺，只是在两者不可兼得时，才宁取信而舍顺。鲁迅的“硬译”他的翻译思想出于他“反对封建主义，改造国民性”的理念。鲁迅提倡“拿来主义”，“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应该取外来之精华，去其糟粕。经郭沫若、矛盾、鲁迅等人“创造性叛逆”式的翻译，其翻译成了批判旧传统、重新倡导一些新价值，与当时的中国的命运不谋而合，通过译述和改译手段，体现了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