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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语义场理论明清时期科举词汇研究 　　摘要：我国长达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虽于清末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其镜像的科举词汇则依然留存于古今文献中，在当代中国的许多方面仍存在科举文化的因子。鉴于《儒林外史》涉及的明清时期科举词汇全面而完整，以语义场理论为指导，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发掘和梳理，探求其类别结构、文化符号功能以及在文化传承和译介方面的影响，具有语言学、文化学、文献学等多重价值。 　　关键词：《儒林外史》；明清科举词汇；语义场理论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5-0170-007 　　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政治制度，始于隋初终于清末，延续时间长达1300余年。该制度虽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其文化镜像的科举词汇则继续留迹于古今文献之中，对当代的语言文化仍存在影响。科举词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孤立地开展词义研究存在明显的弊端和不足，容易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虽然训诂学和传统语义学已对词义的联系和系统的某些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果的研究，但仍相对有限。现代语义学关于语言的义位系统有一些含有价值的论述，这就是“语义场理论”（The Theory of Semantic Field）。最早提出“语义场”概念并进行研究的，是德国和瑞士的一些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其中最突出的是德国语言学家尤斯特?特里尔（Jost Trier，1894―1970）。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系统的语义场理论。但是，当时的语义场理论影响非常有限。1955年前后，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通过借鉴语音学在音位分析过程中使用的区别特征提出“语义特征”，同时，法国语义学家鲍狄埃（B.Pottier）也提出了类似的术语――“义素”。到50年代后期，由于美国人类学家朗斯伯里（F.G.Lounsbury）和古德内夫（W.H.Goodenough）受到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布拉格学派代表人物雅可布逊（R.Jakoson）提出的音位学区别性特征理论的启发，提出并采用义素分析法分析了不同语言中的亲属词语，语义场理论才引起普遍的关注。其主要观点是“语言的词汇不是简单的独立词项的列表（如词典的词目所示），而是组织成一些区域，即场，场内的词以各种方式互相联系互相定义”[1]。中国学者贾彦德参照G.N.Leech《语义学》一书中的描述，将语义场划分为十个子场类型。[2] 　　在科举词汇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已注意到科举词汇并不是各自离散的，刘海峰就认为这些“特定的概念术语”“彼此之间还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联系”[3]。此外，王虎对科举语义场中构词语素“解”和“榜”进行了研究。[4-5]但学界基于语义场理论对科举词汇的系统研究尚付阙如。考虑到吴敬梓所撰《儒林外史》涉及的明清科举词汇全面而完整，对于科举词汇语义场研究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故本文有关明清科举词汇的系统性研究拟以此为窗口，以求管窥。鉴于德国语言学家特里尔倡导的语义场理论高度重视共时性词汇研究的系统性，所提供的方法有助于反映各类科举词汇的内部分工和相互联系，有助于揭示它们的完整面貌，本文将以其为理论基础。 　　一、明清科举词汇语义场的类别与结构 　　索绪尔（F.D.Saussure）指出：“民族历史和文化都会影响到语言的发展，语言也在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上打上自己的烙印。”[6]以上观点在我国科举制度与科举词汇的关系上得到充分印证。我国科举制度，在考级分类、考生与科名、考试场所、考试方式以及监考官员等方面都具备周到而细致的规范，与此相应，我国的科举词汇，尤其是本文所考察的明清科举词汇，也都有着严格的分工。而以语义场理论的眼光审视，前述分工也就是在??时的科举词汇内部，形成多个既相互制约又各自独立的语义场。 　　下文我们以《儒林外史》中的科举词汇为语料，以特里尔倡导的语义场理论为指导，以贾彦德的语义场划分为依据，对明清时期的科举词汇进行梳理和研究，重点描述科举词汇系统中各个分支语义场的基本面貌并揭示不同类型语义场的结构特点。 　　（一）考试等级 　　（1）不觉到了六月尽间，这些同案的人约范进去乡试。[7]26（第3回） 　　（2）看看上京会试，盘费、衣服都是金有余替他设处。到京会试，又中了进士，殿在三甲，授了部属。[7]24（第3回） 　　清代科举考试主要分为三级，分别是乡试、会试和殿试。在乡试之前，必须取得生员资格。未取得生员资格的知识分子，不论年龄大小，都称为儒童或童生。童生要取得生员的资格，必须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这一系列的考试，总称为童试（1）。科举制度成熟后，上述考试层级分明，时间地点固定，各级考试衔接有序，有条不紊地进行：“明清时期，每逢子、卯、午、酉年的八月都进行乡试，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