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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话语空间下中国形象以纪录片为分析对象 　　摘 要： 中国题材纪录片本身处于一个中国形象的视觉/听觉系统之中，包含在中国形象视觉/听觉史的逻辑中，在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中处于独特的地位。纪录片对中国形象不断位移的表述渗透着多重认同关系，所面临的他者塑造与自我认同等困境正来自于中国形象的控制性关系以及话语权力场域的张力。在跨文化语境下，中国形象的表达结构、生产机制以及意义过程必然是在相互作用中才能够得以确定。面对官方、民间和西方多重话语空间，中国形象寻求的正是对话性话语空间的生成与多重话语空间互为建构的可能性。 　　关键词： 中国形象；纪录片；话语空间场域；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 J952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7）02-0022-07 　　中国题材纪录片本身处于一个中国形象的视觉/听觉系统之中，包含在中国形象视觉/听觉史的逻辑中，对于话语权力场域中中国形象的研究，其中一个层面便是围绕中国形象与民族精神遗产而展开的视觉/听觉史研究。中国形象在当代纪录片话语体系中生成、建构/解构、再生成的过程，具有真实/虚构、记忆/想象、隐喻/表现、主动/被动的多重内涵。 　　一、三角关系与中国形象的?嗔Τ∮? 　　不同的研究学科、学者对中国形象概念的界定各不相同，而多重话语空间下，不同的表述策略和资源形成了中国形象内涵的多元化。跨文化形象学意义上的形象主要是指异国形象，强调了异国形象是对他者的描述，偏重于“他塑”的内涵。按照西方既有的比较文化研究范式，形象是以他者形象为基本研究前提的。有学者意识到，跨文化形象学研究往往局限于东方主义的理论框架，很容易陷入“方法单一、结论重复”的研究困境中，有着进一步建构理论的需要，因此国内形象学研究逐步与后殖民批评、新历史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等文化批评理论相结合。另一方面，中国形象的基本含义拓展为“自塑”和“他塑”两个层面，中国形象不仅仅是在跨文化研究中发生作用，他者塑造不能涵盖中国形象的全部内涵，中国形象除了作为异国形象，即他者形象之外，另一重含义是作为自我建构的形象，中国形象也是爱国主义、民族凝聚的表达，其自我构建的意义也需要引入中国形象的内涵之中。因此，中国形象包含着“自塑”和“他塑”的双重内涵。 　　由国家外文局主持的“对外传播中的国家形象设计”项目组认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即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总和）和核心价值观的体现，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所展示的整体面貌，以及国际社会对其综合实力、核心价值观和整体面貌的感受和评价，即国家形象通常包括其本身的客观存在和外界对于它的主观认知两个方面”〔1〕。目前，中国形象的研究并不局限于跨文化形象学单一的他者视阈，而是开始在他者塑造与自我塑造的统一框架下进行整体性论述。新媒体传播环境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和认知也产生了更为复杂的影响，中国题材的西方纪录片不仅要面对西方传播网络中的观众，由于这些纪录片与中国观众具有更为强烈的地缘关系，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在中国迅速实现了二次传播，因此对中国观众的价值认同也产生了影响。 　　中国形象首先是源于“形象”的概念，形象非实体，更接近想象性的文化隐喻或者文化象征。中国形象正是关于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再现和诠释，具有可塑造性，对社会意识的影响力愈来愈强，能够利用符号系统和象喻系统激发群体想象，把握社会心理，可以强化或消解民族形象和国家身份。中国形象具有时间属性的“复数”形式，从历时上说，中国形象处于变动之中，是一个不断变化中的概念，具有显而易见的不确定性和流变性，在连续变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形象的历史观念。从共时上说，中国形象在动态的话语权力场域中生成，承认中国形象的多样性和混合性，理解不同话语主体的阐释者表达出不同的中国内涵。巴柔将形象创造主体分为个人、集体、半集体的思路，确认了官方叙述和个人叙述的差别，也佐证了中国形象由不同的权力话语形式所组成。 　　中国形象的生产机制与意义过程，始终处于话语权力的张力场域中。在探讨中国形象深层的结构方式和控制机制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从权力话语及其背后的权力体系入手，即中国形象指涉不同的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权力关系，它们互相认证、暗合，又相互排拒、对抗。中国形象在自我塑造过程中的自我东方化，是将西方“凝视”内化，但仍然以西方话语作为标准和参照系，陷入了中国形象的东方主义图式化概念；西方话语在东方主义表述系统中塑造中国形象，霸权话语不断扩散；官方话语通过国家权力实施建构性民族文化认同，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话语又面临着被解构与重构的过程；民间话语让中国形象渗入了底层文化价值，包含了更多个人话语的主体性。很多学者也意识到了舆论场的多元分化问题，“当前的中国形象正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中国的崛起使得中国对自己的认识与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新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