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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与研发对国内企业生产率增长影响实证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用上海市1995到1997年3年间26个工业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研发(RD)对国内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做了实证分析。文章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表明：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具有挤出效应，因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提高国内企业生产率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同时，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和研发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既有互补效应，也有替代效应，这两种效应相互抵消，使得企业研发投入对生产率的提高缺乏显著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研发 产率 面板数据 　　作者张鹏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路乾，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06级研究生。(北京 100871) 　　 　　一、引言 　　 　　新古典增长理论(Solow，1956)认为，在一个不存在外生技术进步的封闭经济中，由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人均)经济增长最终会陷入停滞。尽管日本、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最近二十年来在实现向发达国家逐渐收敛的同时经济增长率逐渐放缓，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中国、越南等，却实现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增长速度并没有因为资本积累而放缓。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解释这一“奇迹”。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反，由Romer(1986，1990)，Aghion and Howitt (1992)等论文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对经济的长期增长至关重要，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必须有快速的技术进步以保持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从而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在此想法上，他们创建了内生增长模型，强调人们自发的研发行为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并建立了以“中间产品种类扩展”(variety expansion)和“质量阶梯”(quality ladder)等模型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样至关重要。然而，中国除了在某些行业可以进行自主研发(RD)外，更重要的是利用“后发优势”，以较低廉的成本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从而实现最有效也是最快速的技术变迁和经济增长(林毅夫，2000；Lin and Zhang， 2007；张，2006)。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主要有三种方式：购买专利(international licensing agreements)，外商直接投资(FDI)，和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直接模仿发达国家生产的产品。由于购买专利(international licensing agreements)相对较少，许多研究忽略了这一技术转移途径，而主要集中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这两个途径。既有研究认为，这两个途径是发达国家技术向发展中国家溢出的重要渠道。 　　许多报告指出，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约占全世界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10%，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量。另外也有许多研究认为，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国的原因是，当地政府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可以缩小本地企业与西方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的技术差距、增加国外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加速技术转移(Findlay，1978)。因此，中国政府采取了许多对外资的优惠措施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例如，自实现第一次盈利开始，外资企业可以免交两年收入税，并允许此后三年有50%的税收减免。然而，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却无法得到统一的结论。早期研究，如Caves(1971)等认为，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有技术溢出效应，其对接受国企业生产率的增长有正向影响。然而，Aitken and Harrion (1999)在其论文中指出，之前的文献在实证方法上有自选择(self-selection)的问题，实证结果过度强调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正面影响，而忽略了外商直接投资本身会被吸引至更有生产力的产业的可能性。他们及其后续文献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接受国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有时甚至会有较强的负面影响。 　　由此可见，现有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接受国生产率的影响并没有一致结论。同时，利用中国的数据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时，只是单方面强调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单一)影响，并没有考虑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自主研发(RD)对生产率的共同影响，也没有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实际上，外商直接投资和研发之间，既可能有互补关系，也可能有替代关系。基于以上考虑，本文用上海市1995年到1997年3年间26个工业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面板分析的回归模型，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和研发对国内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本文试图回答如下问题：在考虑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后，外商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提高是否有贡献，若有贡献，贡献有多大?外商直接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