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性与政府适度干预漓江上游水源林治理中政策框架设计.docVIP

外部性与政府适度干预漓江上游水源林治理中政策框架设计 　　摘 要：在漓江上游水源林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水源林综合保护与当地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之间的矛盾。水源林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由于其外部性极强，政府必须进行适度干预。通过不断深化林权改革和生态补偿机制等制度创新，有利于漓江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关键词：外部性；政府干预；产权；交易成本；生态补偿 　　中图分类号：D6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9-0086-03 　　漓江不仅是桂林旅游的精魄所在，它还是桂林城市供水的命脉。能否妥善解决漓江水资源的储备问题，更是兹事体大。作为漓江的主要发源地，猫儿山的水流量占据了漓江总水量的52%，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净化水质、调节流域径流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表明，猫儿山五种林型水源涵养能力顺序为铁杉林、水青冈林、高山矮林、人工阔叶林、毛竹林，铁杉林的综合水源涵养功能最高，毛竹林的最低，铁杉林强大的水源涵养功能是漓江源的重要保证[1]。然而，近年来，漓江上游水源林面积急剧下降，森林水文效能大幅度减退，特别是近年来猫儿山脚下农民大量把原本有良好储水功效的常绿阔叶林砍伐，重新种上经济效益高的毛竹林等速生林，更是间接影响了猫儿山地区的水土涵养能力，这对漓江水位的逐年下降无疑是雪上加霜。生态环境问题参伍错综，表面上看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实际上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互为冲突的输出结果。在对当地农民收入不造成负面影响的前提下，恢复漓江上游水源林区的生态功能，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工作。 　　一、外部性问题的提出及其理论溯源 　　经济学上认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核心，外部性现象引发人际冲突与社会矛盾，常常导致一种非最优的资源配置。经济的外部性概念是由剑桥大学的庇古和马歇尔在20世纪初提出的。作为经济学中一个亘古不衰的话题，外部性是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范畴，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庇古税和科斯手段为解决外部性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庇古认为：外部效应是由于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收益与边际社会收益的背离造成的，外部性产生的原因在于市场失灵，市场机制已不能靠自身运行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此时必须通过政府来干预解决。“庇古税”旨在通过补贴和征税的方式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对于正的外部影响政府应予以补贴，对于负的外部影响应施以罚款，以使外部性生产者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福利。科斯在批判借鉴庇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外部性实际上是产权界定不清所导致的，倘若产权界定清晰并能进行自由交易，那么市场自身就能解决外部性问题。外部性表面上看是产权问题，实质上是交易费用过高所致。因此，要解决外部性问题，关键在于降低交易费用。 　　二、负外部性：漓江上游水源林治理困境的发生机理 　　（一）效益的公共性使得漓江上游水源林治理面临“搭便车”现象 　　漓江上游水源林是一项典型的公共物品，其基本特征是效益的公共性和正外部性。水源林在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等方面发挥了诸多功效。这种物品一旦被生产出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排除在享受它带来的利益之外，因此也时常导致“搭便车”现象的发生。极强的正外部性，加之水源林产生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很难通过货币形式在市场上体现出来，使得私人缺乏生产和提供这类公共物品的动力。即使这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能够以货币形式度量出来，也很难保证投资者和经营者在短期内收回成本和获取收益，因为水源林所产生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间接性、长期性的特点。假如这种效益在短期内得不到直接补偿，私人供给公共物品就很可能是无利可图的，这样私人就不可能参与公共物品的生产与提供。由于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长期以往，市场主体的逐利本性便使得当地居民丧失了继续保护水源林的动力。效益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决定了漓江上游水源林不能或不能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私人来提供。 　　（二）市场主体的逐利本性催生了新的负外部效应 　　建国以来，国家不断加强对漓江上游水源林的保护工作，目前，上游已先后建成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海洋山和青狮潭两个水源林保护区，漓江上游水源林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水源林的保护与利用引起的矛盾愈发尖锐。水源林虽然具有生态保护功能，但对生产者而言并无利益驱动的内在机制。漓江下游靠江吃饭的旅游产业或对漓江有用水需求的人群，虽然长期承受漓江的的恩泽，但是市场机制并不具备对上游水源林区进行补偿的机制，当上游生态良好时，市场机制并不能给予肯定，现行政策对保护水源林的行为主体予以补偿的力度也较弱。上游居民在“自利理性”精神的驱动下，将部分集体或个人所有的公益林砍伐，重新种上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