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储蓄租金效应跟收入效应的动态解析.docVIP

中国居民储蓄租金效应与收入效应的动态分析 已有的储蓄理论将储蓄的变动主要归因于以下因素：利率效应，如Gvlfason(1993)，Ogaki、Reinhart(1995)，等等；经济效应，如Zejan(1996)，Deaton(1997)，Vanhoudt(1998)，等等；收入效应，如Rossi(1988)，Edwands(1995)，Schmidt-Hebbel和Serven(2000)，等等；人口年龄结构效应，如Bosworth，Burtless和Sabellhaus(1991)，Deaton Paxson(1994)，Sclmidt-Hebbel和Serven(2000)等等，另外还有通货膨胀效应、财富效应和国外储蓄效应等。这些理论主要与各学者所考察国家的情况相适应。具体到转型经济国家，则需进行具体分析。在此，我们借鉴各学者的理论分析及我国的现状，主要通过对国有金融机构和居民收入的规范分析，实证检验租金效应和收入效应对我国居民储蓄增长的影响。 　　 　　一、理论分析 　　 　　(一)“共有财产”与租金理论 　　中国在过去20年的经济政策可以确定为“市场增进”式的。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增强经济主体追求发展的内在激励，维持宏观经济稳定(青木昌彦，1998)。中国的金融深化过程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过程，虽然属于市场增进型的，却不同于“金融约束”。这里应用“模糊产权”租金假说来解释改革以来政府在金融发展进程中采取的政策。由于无法将由企业的政策性、制度性损失积累的银行不良债权与由企业和银行自身经营行为造成不良债权分离开来，无论企业还是银行的经营实绩都得不到准确的评价，于是在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出现了一个“共有财产”。这个“共有财产”的出现对于理解中国的金融深化过程是极其关键的。改革前银行与企业完全是国家所有，在银企之间也存在着一个“共有财产”，但那是无论银行还是企业都不存在各自独立权益时的真正“公有”意义上的财产，是全社会的公有财产。而改革中出现的这个“共有财产”只是在银企双方被界定各自产权以后所残留的部分。在公有财产制度中，无论银行还是企业都绝非权益主体，缺乏自主利益与分散决策的权力。企业的产量、银行的贷款规模都由各自上级按计划规定，利用公有财产谋取私利的动机与行为被获利机会所抑制。而一旦银企双方被划定利益界区，有了利益驱动时，利用界区内残留的“共有财产”的模糊性获利就成为一种常态。银行可以借此轻易地将损失转嫁出去，最常见的是以政策性亏损为由转嫁经营性亏损。并且这种转嫁欲望因为有了独立的利益界区要较从前公有财产时的愿望强烈得多，也容易实现得多。过去无论银行是否转嫁损失，银行的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都几乎是一定的，而当有了独立的产权界区以后，损失转嫁得越多，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越大。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将全社会意义上的“公有财产”与银企之间的“共有财产”区分开来，对此，可以用如下简化式做出具体说明。 　　银行的收益R=贷款收益R1+国债利息收入R2+上存央行利息收入R3-(营业费用C1+利息支出C2) 　　在贷款利率一定时，贷款收益R1，是银行搜寻成本Cr与监督成本Cs的函数， 　　即R1=R1(Cr,Rs) 　　显然R1Cr＞0,R1Cs＞0， 　　R=R1+R2+R3-C1-C2 　　=R1（Cr，Cs)+R2+R3-C1-C2(1) 　　对银行内部人来说，利用“团队”生产可能享有的工资外的“好处”是尽可能降低Cr、Cs与尽可能增大C1，为了降低Cr和Cs，银行不惜放弃R1，而共有财产恰恰为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提供了便利的渠道。显然将资金存放于中央银行和购买国债比寻找优质贷款客户并监督贷款的使用要容易得多。尽管做这样的选择会损失收益，但银行还是会减少R1，增加R2与R3。因为员工可以从Cr与Cs的减少中获得“休闲”的实惠。这是一种典型的激励不相容，在这种产权结构中，许多提供激励的制度安排都会变得失去本来意义，都将是外部损失最大化的。比如将存款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时，也会同时使成本最大化，而将风险约束加入经营目标中，又会成为贷款最小化。 　　既然“共有财产”可以为银行转移亏损，并生出有形的和无形的利益，自然可以视作一种租金。所谓租金就是资源所有者得到的款项 HYPERLINK /gdivzhongchao/index.htm \t _blank 中超过那些资源在任何可替代的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款项的那一部分(布坎南，1989)。在斯蒂格利茨的金融约束理论中，租金具有一种特殊的含义，是指官方将存款利率控制在均衡利率之下，为金融部门提供吸收储蓄的成本优惠即所谓“特许权价值”。斯蒂格利茨的金融约束理论是靠将“价格弄错”设租进而提供吸收存款的激励，而中国是通过这个特殊的“共有财产”设租的。通过共有财产，为银行吸收存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