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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对曹禺戏剧创作影响 　　[摘要]契诃夫被称为现代戏剧的先驱者之一，他将易卜生开创的展示普通人生活的现代戏剧引向更深邃的地方，由。表现现实转向表现人的内心。契诃夫崭新的戏剧理念、内容和风格影响了我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许多作家，促使了中国现代戏剧在那个时期走向成熟。本文就以曹禺为例，简要分析契诃夫对他戏剧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契诃夫；曹禺；戏剧创作；影响 　　 　　契诃夫被称为现代戏剧的先驱者之一，他的功绩在于将易卜生开创的展示普通人生活的现代戏剧引向更深邃的地方，由表现现实转向表现人的内心。他通过戏剧所展现的生活“达到了要求人们重新定义现实主义的高度，同时也使易卜生显得陈旧了。”[1]正是对契诃夫崭新的戏剧理念、内容和风格的学习，促使了中国现代戏剧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走向成熟。纵观诸多中国剧作家，曹禺、夏衍、于伶、李健吾、吴祖光等人均比较明显地带有契诃夫风格，也许，有的作家并未明确表示自己是在学习契诃夫，但他们的作品确实体现出了与契诃夫的某些相通之处。本文就以曹禺的剧作为例，简要分析契诃夫的现代戏剧对他的影响。 　　曹禺是从艺术的角度自然接近契诃夫的。他最初的戏剧创作是古希腊悲剧式、莎士比亚式、易卜生式的现实主义，其冲突激烈，结构严谨。作家自己对自己并不满意，曾提到:“写完《雷雨》，渐渐生出一种对于《雷雨》厌倦。我很讨厌它的结构，我觉出有些‘太象戏’了。技巧上，我用得过分……我很想平铺直叙地写点东西，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的那一点点浅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我记得几年前着了迷沉醉于契诃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2]众所周知，《雷雨》中有对易卜生的模仿，作者的说法固然有谦虚之处，但也能看出易卜生和契诃夫对其影响的差异。易卜生的作品太有些象戏了，契诃夫的《三姊妹》则“没有一点张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是有灵魂的活人，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生展……”[3](P3)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契诃夫看重的是人物的内心戏。他时常说，要紧的不是戏剧性，一切都得朴素，必须写自己看见的、感觉到的，把生活写得跟原来的面目一样。他所说的“要紧的不是戏剧性”即指那种复杂的情节、人物关系、紧张的场面。有这样的戏剧观，难怪他认为易卜生不懂戏剧。 　　从《日出》开始，曹禺开始了学习契诃夫的努力。他用片断的方法写《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日出》总体的构想是组合零碎的人生片断达到印象的一致，合起来阐明一个观念。“于是，《日出》中我们再也看不到复杂的人物关系和隐藏了多年的、难以启齿的秘密，有的是无数的沙砾积成的小丘，每粒沙都有同等造山的功绩”[4](P39)。每一个角色――从陈白露、方达生，到翠喜、黄省三，再到潘月亭、胡四，甚至从未出场的金八，每个人都有戏，都有相等的轻重。 　　当然，对现实生活、普通人物的关注并不是契诃夫一个人带给我们的，而是那个时代文学的一种趋势，但作家们用来表达这些内容的手法却具有契诃夫的风格。曹禺的话剧作品在艺术风格、创作手法等方面受到契诃夫的影响很深。 　　首先，曹禺把剧作内容通过琐碎的日常生活场景加以表现，情节不必夸张，揭示生活的真实底蕴，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戏剧”，这正是典型的契诃夫的笔法。契诃夫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象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么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从《日出》到《北京人》，到《上海屋檐下》、《夜上海》、《长夜行》、《少年游》等剧作，基本上都是在吃饭时、牌桌上、闲谈中展开故事，使我们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人物的来龙去脉。至于情节，则被契诃夫有意舍弃或者淡化了。对此，曹禺有很深的体会，在谈到《北京人》的创作时，他承认《北京人》在风格上确实受了契诃夫的影响。契诃夫的戏“教我懂得艺术上的平淡。一个戏不要写得那么张牙舞爪。……他的作品反映生活的角度和莎士比亚、易卜生都不一样，它显得很深沉，感情不外露，看不出雕琢的痕迹。”[5](P422) 　　《北京人》正是这样一部深沉、平易而又丰富的戏。人的复杂性、生活的复杂性流淌在缓慢的节奏、琐碎的事务中。作者自己曾举曾文清和思懿的感情生活为例略加说明。曾文清和思懿感情不好，文清十分厌恶思懿，爱恋愫方，但环境、性格多方面的原因使他和愫方都知道这段感情不可能有结果，文清只敢在思懿不在的时候用及其曲折、隐晦的方式向愫方表达自己的痛苦。思懿这个刻薄的女人却得寸进尺，处处明枪暗箭地捉弄、刺激愫方，使她在这个家里几乎无法立足。这样一对夫妻根本毫无感情可言，婚姻完全是名存实亡。但就是这样两个人，文清要离家时思懿还又怀了孕，还要和儿媳一起吃保胎药，连曾霆都觉得不可理解，只引得他愤恨、无奈而又绝望地说了一声“唉，生吧!”结婚生子本身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