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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伦理研究源流理论与视角 　　摘要：媒介伦理研究，历来都是新闻传播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被很多学者称之为“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种媒介伦理问题日益凸现，媒介实践遭遇了一系列道德拷问和伦理困境，在这样的全球大背景下，媒介伦理研究的现实需要和理论价值更是越加显现出来。鉴于此，对国内外媒介伦理的定义、发展过程以及其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针对国内外媒介伦理研究视角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以期能够通过借鉴国外研究的经验与特色来改进我国的媒介伦理研究。 　　关键词：媒介伦理；研究述评；比较研究；研究视角 　　中图分类号：G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9-0276-04 　　媒介伦理研究，历来都是新闻传播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被很多学者称之为“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种媒介伦理问题日益凸现，媒介实践遭遇了一系列道德拷问和伦理困境，在这样的全球大背景下，媒介伦理研究的现实需要和理论价值更是越加显现出来。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媒介伦理研究从产生至今的研究脉络进行梳理，以便我们能更好地投入到这一研究领域中。 　　一、国内外对于媒介伦理的定义探讨 　　媒介伦理研究是对媒介活动中道德选择的系统性探讨。对于媒介伦理的定义，国内外学者有许多不同见解，因此，关于媒介伦理的定义界定，还处于探讨阶段。 　　国外对媒介伦理的代表性定义有约瑟夫·斯特劳巴哈，罗伯特·拉罗斯等在《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中提出的看法，他们认为媒介伦理是关于职业传播者在他们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消极影响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的指导方针或者道德规则，主要围绕着准确性或真实、公平与处置责任、以及媒体主体的隐私。国内关于媒介伦理的定义有很多，目前学界还尚无定论，研究者也各执一词。分歧首先体现在名称的界定上。从称谓上看，除了“媒介伦理”之外，“传媒伦理”、“新闻伦理”等提法也屡见不鲜。学者龙耘回顾了自中国转型期以来媒介伦理的研究情况后，概括了三种“媒介伦理范畴说”。第一种说法是“狭义的媒介伦理”，这类观点是以甘惜分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媒介伦理基本等同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第二种说法是“规矩的媒介伦理”，认为媒介伦理研究不仅应包括媒介从业人员的伦理道德也包括媒介组织的伦理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主要学者是周鸿书等人；第三种说法是“广义的媒介伦理”，认为媒介伦理学除了研究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媒介组织的伦理功能以外，还应该研究有关受众的媒介伦理问题。 　　正如哈佛大学李欧梵在为李希光《畸变的媒体》代序中所说，“新闻不等于传媒……如果把新闻当作传媒，就等于把鱼的故事和鱼混为一谈。”因此，笔者倾向于“媒介伦理”这一提法，该提法扩大了该领域的研究范围，也更贴近于国外“MediaEthms”原意。 　　二、国内外媒介伦理的发展阶段 　　媒介伦理研究最早兴起于美国。对于媒介伦理的发展阶段划分，克利福德·克里斯蒂安认为媒介伦理学在美国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重要时期：19世纪90年代的发端期，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学术繁荣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至今实用学的兴起和大众传播伦理学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外媒介伦理研究渐入佳境，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克里斯蒂安对此做过统计和分析，1990-1995年共有34本媒体伦理方面的书出版，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整个80年代数目的总和。 　　相比于国外的媒介伦理研究，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媒介伦理在国内的发展，商娜红认为，国内对媒介伦理的研究可以分为建国前和建国后两个阶段，建国前是以1918年北京新闻学会的成立以及研究会学术刊物《新闻周刊》的创办为起点，出现了以任白涛为主的对新闻职业道德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建国后，对新闻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12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发表的译文《新闻道德的准则》，拉开了新时期新闻伦理道德研究的序幕。1994年，《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一期发表王怡红的文章《越过迷误：追寻新闻自律的价值意义—兼论美国新闻自律领域》是一篇研究西方新闻伦理的有深度的文章。进入90年代后，国内相关研究日渐增多。对于90年代以后的媒介伦理发展阶段的论述，学者龙耘认为自1992年，即中国转型期时期开始，中国媒介伦理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2-1997年，第二个阶段是1998-2003年，第三个阶段是2004-2009年，而媒介伦理研究在这三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征与研究内容。 　　三、国内外媒介伦理研究现状对比 　　（一）国外媒介伦理研究现状 　　国外媒介伦理研究起步较早，由于其深厚的学术积累及国外学者近年来的学术努力，国外媒介伦理研究已经基本建构起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目前，根据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