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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型组织在中国实践挑战与对策 　　一、学习型组织在中国：行进在繁荣与泡沫的边缘 　　 　　虽然对组织学习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但真正引起人们对该领域的广泛关注，并大量研究与实践的是1990年。时年，原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教授彼得#8226;圣吉的巨著《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出版。在书中，圣吉整合了系统动力学、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创建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练”的核心思想。该书迅速成为全球商业类畅销书，极大地推动了学习型组织的发展。 　　这股热潮也波及到了中国，并且在中国得到了最为迅猛的发展。纵观学习型组织在中国的发展，笔者认为，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1、萌芽期。学习型组织理论于90年代中期传入中国，最初只是少量研究者与爱好者在推动，少数先锋企业进行了探索性试验。 　　2、快速发展期。2001年5月18日，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高峰会议上提出了“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其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创建学习型组织的热潮，涌现出了一批有特色、有影响力的典型，如莱钢、江淮汽车等；近两年，学习型组织在中国受到了来自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等的广泛关注，相关精神也被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决议等文件。2003年底，由全国总工会、中央文明办等九部委联合发起的“创建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 活动（简称“创争”活动），使学习型组织在中国得到又一次快速发展的契机。目前，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创建学习型组织的热潮，涌现出了“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家庭”、“学习型城市”、“学习型政府机关”等，一时间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繁荣景象。 　　 　　二、学习型组织在中国开始“泛化“、虚化”？ 　　 　　然而，繁荣与泡沫之间的距离可能只有一步之遥。笔者认为，在当前学习型组织研究与实践中出现了“泛化”和“虚化”两种倾向（如下表所示）。换句话说，学习型组织在中国开始“泛虚”，这对于学习型组织的健康发展非常不利。 　　 　　首先谈谈“泛化”。在理论研究方面，学习型组织（Learning Organization）的内涵不断扩大，从最早的“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 Learning）扩展到“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社会心理学、信息技术等领域，其内容越来越庞杂。一方面，这种倾向是学习型组织理论体系发展的脉络与趋势之一，有利于学习型组织理论体系的完善；另一方面，过度扩展它的范围也有可能使学习型组织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失去自己的特色，也就失去了持久的生命力。 　　“泛化”的倾向在实践领域的表现是挪用概念，将其范围不适当地延展，什么都被贴上“学习型组织”的标签。学习型组织建设固然是一个系统工程，但如果企业每一项活动都被作为学习型组织的内容，学习型组织将会是一番什么景象？笔者很难想象。 　　再说说“虚化”倾向。在理论研究方面，“虚化”表现为浮躁、不踏实，只是停留在表面，讲讲大道理，或做些官样文章，甚至是随便拼凑和抄袭。不可否认，“学习型组织”来自海外，在其发展的初期，翻译、引介都是非常重要的。但由于学习型组织需要结合组织及其外部环境的机制、文化背景，如果我们不踏下心来深入研究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学习型组织就难以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在这方面，目前不仅缺乏深入研究和原创性的研究成果，甚至是案例整理也流于浅薄。 　　“虚化”在实践领域表现为很多组织把学习型组织创建活动形式化、表面化，没有落实到行动中，没有与企业的业务相结合；或者只当成领导者个人的“政绩”，到处去“炒作”，大肆宣传，实际上则是敷衍了事；一些人连学习型组织是什么还没有搞清楚，就“一窝蜂”地开始搞学习型组织。有更多的人投入创建学习型组织固然是可喜的，这有助于学习型组织理论和观念的普及，但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搞运动”、“走过场”，或“一窝蜂”的后果，可能导致其内在价值的“提前稀释”，从而影响学习型组织的深入健康发展。 　　 　　三、警惕学习型组织实践中的几种不良倾向 　　 　　除了“泛化”和“虚化”以外，我们还要警惕实践中出现的如下几种不良倾向： 　　1. 囫囵吞枣，或过分简化 　　很多机构和个人没有深入了解学习型组织的内涵与精髓，仅凭字面理解，望文生义，不求甚解，将学习型组织等同于促进个人学习，从而使其过度简化，失去了学习型组织的真正目的。 　　2. 不成熟的模式，或片面包装 　　创建学习型组织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存在“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方案”。但企事业单位在实践学习型组织的过程中，往往希望研究学习型组织的“专家”、学者们给出具体的指南或方案。一些机构和人员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