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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变迁的缩影 ——广东顺德县一个乡村家庭的历史 （发言概要） 刘志伟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在十九世纪中国的发生的巨大的历史转变过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核 心的地区，十九世纪前半期广州贸易的繁荣，把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推到成为中国以 至世界贸易的一个中心的地位，经历十九世纪中期的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贸易 制度改变，通商口岸的开放，特别是上海、香港兴起，并逐步取代广州的地位，对珠江三角 洲的社会经济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主要与西方人打交道的广州商人的生意转移到 其他通商口岸，另一方面，随着整体上中西贸易规模的扩张，以上海、香港和广州等通商口 岸为中心的贸易，带动了珠江三角洲的经济空前繁荣。对于这一转变过程的许许多多具体的 情形，我们目前大多只有一般性的概念，对几乎所有的方面，都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了解甚 少。在这里，我们试图通过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家庭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经历，看当时珠江 三角洲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些变化，并试图讨论这种变化所反映出来有关十九世纪后期珠江三 角洲社会经济转变趋势的若干问题。 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顺德县沙滘乡，北距清代著名的工商业城市佛山约十公里左右， 南面与著名的桑园围相邻，在十八十九世纪商业化所奠定的基础上，这一地区在十九世纪后 期较快地开始了乡村近代化的进程。我将讨论的对象，是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一个普通的乡 村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既没有功名，也没有人涉足官场，惟随当地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 由小农转为小手工业者，再由小手工业者上升为手工工场主，然后又转而从商，并向海外发 展。其事业远达南印度洋的岛国，但根基又始终未离开乡土。这个家庭在当时的珠江三角洲 一带的乡村中颇具代表性，是十九世纪后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个缩影。 笔者选择这个家庭作个案分析，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家庭留下了一份相当难得的家族历史 记录——《沙滘楚旺房陈氏家谱》。这部于民国初年编纂的家谱的珍贵之处，是家谱编纂者 比较详细地记录了本家族的兴衰历史，其中对家庭的经营活动、亲属关系以及日常生活等， 都有许多具体的叙述，尤其在家谱后附了一份《大事年谱》，是这个家族的编年史，记叙了 这个家族从十七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发生的大事，使我们得以比较具体地了解这个家族的历 史。 这个家庭的家长是陈竹虚与陈乔年兄弟，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先后出生于 1828 年 和 1841 年。他们的父亲1862 年去世以后，他们仍长期维系着同财共居生活，长达36 年之 久。直到他们的儿子一代，才在1898 年分析为6 个家庭。按照珠江三角洲地区普通家庭的 习惯，这个家庭有一个堂号，由兄弟二人的别字中各取一字组成，称为“远枝堂”。为叙述 方便，下面我们也用“远枝堂”来指称这个家庭。 在竹虚乔年兄弟的曾祖一辈，大约十八世纪后期，这个家庭几乎没有自己的耕地，是乡 村中的一个贫穷的小手工业者家庭了。到竹虚乔年的父亲衡斋，仍然主要依赖一台织绒机维 持一家生计，同时也兼耕基塘（很可能是租别人的基塘）。竹虚与乔年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 以织绒为主，以种桑养鱼为副的乡村小手工业者家庭。大概由于十九前期的丝织品的市道较 好，在 1828 年竹虚出生时，这个家庭已经基本上可以勉强维持温饱生活，甚至逐渐积累了 一点资金。1832 年，衡斋用13 两的价钱买得一块桑地，面积0.33 亩，稍后又将竹虚送进私 塾读书。衡斋的这些努力，奠定了起儿子竹虚、乔年及其下一代所开创的远枝堂事业的基础。 1841 年，年仅13 岁的陈竹虚跟随族人到顺德县的勒流镇的丝织工场做学徒，1845 年满 师后，竹虚先后在桑麻、逢简等乡（位于沙滘东南方，在现顺德县杏坛镇辖区内）的丝织作 坊做了几年雇工。在此期间，由于“连年绒业颇佳竹虚公亦食力有余，家蓄渐裕。”到1852 年，竹虚不愿再长期受雇于人，便回家说服父亲，将二十年前买下的那块桑地作抵押，借了 三十两银子为资本，与堂兄乾体、恒体合伙，购置了五台织机，到勒流镇开设了一家织绸作 坊。年仅十一岁的乔年也随兄到了这个作坊做学徒。当年年底，乾体、恒体退出，这个作坊 便成为竹乔兄弟独资经营的家庭企业，从此开始了远枝堂的事业。 1850 年代，适逢广州的生丝和丝织品出口市场最盛之时，远枝堂的织绸作坊连年获利， 生产规模因此得以不断扩大。竹乔兄弟